需要有真誠態度嗎?

雖然大多數的普通法律師傳統上仍然認為,商業交易不存在一般性的真誠原則,但隨著司法觀點的逐步轉向,他們也正在緩慢改變這一取態。

羅馬法律概念中的negotia bon fidei(即是以真誠進行交易)是民法法制的律師所熟悉的一項一般性法律原則—例如Bürgerliches Gesetzbuch(即《德國民法法典》)第157及242條規定:「合約須按真誠的原則來進行解釋」,以及「履行合約者須以真誠態度履行合約」。同樣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條也規定: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

有羅馬荷蘭法律傳統的普通法律師,對這項原則也是同樣熟悉—例如:南非憲法法院在Botha v Rich NO [2014] ZACC 11一案第45段中重新確認:「根據我們的法律,所有合約的履行都必須本於真誠」。該項原則也體現在美國法律中。美國《統一商法典》第1-304段規定:「受[《統一商法典》]規管的每份合約,都需要履行真誠責任」,而在其後的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1981)第205段,亦將真誠的一般性責任延伸至「每份合約」,範圍超越《統一商法典》所涵蓋的商業交易。

在盎格魯撒克遜的普通法下,早於1766年(亦即亞當史密斯所述的,被指為今天的自由放任經濟奠下基石的的《富國論》發表之前10年),Lord Mansfield在 [1910] Carter v Boehm (1766) 3 Burr 1905一案中探討了真誠的涵義 — 「任何人不得刻意隱藏某些自己知悉的事情,以期誘使於實情的人與其進行交易」 — 它作為一項「規管原則......... 適用於所有合約和交易」。雖然 Lord Mansfield嘗試建立一項廣泛地適用於所有英國合約的真誠原則,但始終未能如願,正如 Bingham LJ在Interfoto Picture Library v Stiletto Visual Programmes [1987] EWCA Civ 6一案中指出的:「英國法律並不存在這樣的一項凌駕性原則。它是逐步尋求方法來處理不公平問題。」 Lord Ackner其後在Walford v Miles [1992] 2 AC 128一案第138頁的評論中作出回應,並表達相同的看法,指出真誠在本質上「並不符合立約雙方所處的對立情況」,並且「在實際操作上不可行」。因此,他對真誠原則的適用,表達了最強烈的否定態度(至低限度在合約商議的情況中)。

可運作的原則

基於該等反對聲音,英國普通法傳統上只承認真誠是一項可運作的原則,適用於一個有限的合約類別(例如:保險、僱傭及合夥協議)。然而,真誠—作為對抗商業不道德的一股力量,它從來沒有在英國法官的心頭消失。例如,Lord Bingham在Interfoto Picture一案之後承認,「真誠.........並非一個人為或技術性的概念;也並非(由於Lord Mansfield是其擁護者)英國律師完全感到陌生的概念」 (見Director General of Fair Trading v First National Bank [2001] UKHL 52一案第17段),並指出「訂立商業合約的人.........會假定對方會以誠實和真誠的態度來履行合約,否則他們不會願意與其進行交易」(見HIH Casualty and General Insurance v Chase Manhattan Bank [2003] UKHL 6一案第15段)。Lord Hoffmann在HIH一案第68段指出:「立約雙方都預期大家是在誠實交易的基礎上訂立合約.........毫無疑問,在雙方的合約安排的背後,是一項雙方會以誠實態度行事的共同假設」。

在Lord Ackner於英國對真誠原則持否定態度的同時,澳洲新南威爾士上訴法院的Priestley JA在Renard Constructions v Minister for Public Works (1992) 26 NSWLR 234 at 268一案中卻是持相反看法:「人們一般.........認同法院應對合約適用各項公平準則,這與所有合約都存在各方須以真誠和公平態度來履行合約的責任是完全一致的。」在我看來,這是當今社會期望所有人都能遵守的一項準則,任何未達標的情況,都不符現今社會的期望。這一看法,為新南威爾士上訴法院在其後的Burger King v Hungry Jack’s [2001] NSWCA 187一案中提供了關於真誠的隱含基礎(該案涉及授予專利權方與獲授專利權方之間所訂立的協議),並在第160段再度確認:「若是隱含這一條款,立約方須以真誠和公平的態度行事,這不單與履行合約的責任有關,也關乎行使合約所賦予的權力。」換言之,澳洲的判例並沒有將立約雙方視為在交易中不具任何關係、相互敵對,及將真誠原則限制在經嚴格界定的協議類別,而是讓真誠原則隱含在將立約雙方視作在長期關係中取得相互和可持續利益的情況中。Thomas J在新西蘭上訴法院審理的Bobux Marketing v Raynor Marketing [2002] 1 NZLR 506案件中(關於一項經銷協議),允許訴訟人提出以真誠為基礎的合約爭辯理據,並在第[35]段對該案表達了以下看法:合約法的傳統概念存在的基本缺陷[它反映了自由放任經濟,正如他在第[34]段所指出的],是其作出的先驗性假設,亦即是:大多數合約是互不關連。這項假設並不正確。事實上,大多數的商業合約是長期關係合約,而絕大多數的合約,不是建立雙方關係,便是反映雙方存在著關係。

Yam Seng

Yam Seng v International Trade Corporation [2013] EWHC 111一案背後的商業交易過程,完全顯示這也是一類長期關係協議,而它亦讓Leggatt J有機會重新評估真誠原則在英國合約法中的位置。在該案中,雙方所訂立的協議,授予Yam Seng對曼聯品牌香水在新加坡機場免稅店的經銷權,但International Trade Corporation (ITC) 與另一家公司就該商品在市區市場的銷售另訂了銷售合約。從商業角度來說,Yam Seng 與 ITC進行相關交易的前提,是ITC須把市區價格至少維持在免稅店價格加上關稅的水平。雖然這項最低價格如此重要,但雙方並沒有明確將該項限制載入書面合約中。其後的證據顯示,雖然ITC曾多次向Yam Seng重申,該商品的市區銷售價格,會維持在較免稅店價格為高的水平,但最後Yam Seng發現,該市區銷售價格事實上低於免稅店價格百分之二十。

因此,Yam Seng指ITC違反了「雙方須以真誠相互對待的隱含條款」。Leggatt J 贊同Yam Seng的指稱,並認為真誠責任包含某程度的「對誠實的期望」及「忠實對待雙方之間的交易」(分別見該判決書第135-137段及第139段)。隨著Lord Nicholls在Royal Brunei Airlines v Tan [1995] 2 AC 378一案第389-390頁所確立的知名而客觀的誠實取態,Leggatt J接著說明不誠實和不忠實在某一特定情況中包含什麼,並且必須視乎實際情況,以及從客觀的尺度來確定「合理和誠實的人認為什麼情況是在商業上不可接受」。Leggatt J 在第142段進一步指出,「該等‘長期關係’合約.........要求雙方須以相互信任和信心作基礎,擁有較高程度的溝通、合作及可預測的表現,並有著對忠誠的預期。這種種都沒有在有關合約中明確顯示,只是隱含於雙方的理解中,而它在取得業務效益上也是必要的。長期關係合約的例子,包括合營協議、專利權協議及長期經銷協議。」

在該經銷協議的背景下,Leggatt J 在第163段識別了「行業中的一項假設是:同一項商品,其本地市場零售價格應高於機場免稅店的零售價格.........」;換言之,合理與誠實的商務人士會客觀地「理解及預期,他們的責任和義務會反映於該項假設而無需宣之於文字」。 Leggatt J在這一基礎上,於第230段裁定ITC「在採取步驟以確保新加坡的本地零售價格不低於免稅店價格方面是誤導了Yam Seng,因此是不真誠地行事。」

Leggatt J並沒有忽略人們對這一取態可能會帶來過度不確定性的批評,而他在第152段亦表示:「[以上所作的分析]並無任何過於含糊或不可行的地方。它的運用所涉及的不確定情況,並沒有高於解釋合約的過程本身。這與Sir Anthony Mason在Contract, Good Faith and Equitable Standards in Fair Dealing Law Quarterly Review (2000)中所表達的看法完全一致,而他在第70-71頁亦作出類似的評論:「真誠會被認為是對合約法所提供的確定性的威脅」,儘管訴訟經驗告訴我們,這一「確定性是不真實的」。換言之,假如立約雙方是根據進行商議方面的誠實和忠實原則來訂立交易,那麼Lord Bingham在Golden Strait Corporation v Nippon Yusen Kubishka Kaisha [2007] UKHL 12一案第38段的評論(雖然是存在些微分別)便仍然是恰當:「確定性是一項必須和十分重要的元素,尤其是在商業合約中;但它並非一項原則,而且必須受制於原則,否則將會出現原則不一致的結果。」

Gaining Traction獲得支持

Yam Seng案在英國高等法院的不同部門獲得支持,比如Bristo Groundschool v Intelligent Data Capture [2014] EWHC 2145 (Ch)一案,是關於一家提供和生產飛行員訓練手冊內容的合營企業;Teare J在Emirates Trading Agency v Prime Mineral Exports [2014] EWHC 2104 (Comm)一案第51段對Leggatt J的分析表示讚賞,並形容它為「巧妙」;在D&G Cars v Essex Police [2015] EWHC 226 (QB)一案中,Dove J在第176段稱該案是關於「一項長期關係合約的最佳例子」,而該合約賦予申索人協助警方處置某些汽車的權利;在National Private Air Transport Services v Windrose Aviation [2016] EWHC 2144 (Comm)一案中 Blair J(他近期擔任香港高等法院的暫委法官)在第135段中確認Leggatt J所作的分析,儘管並無裁定與某項飛機租賃相關的真誠責任;而Sheikh Tahnoon v Kent [2018] EWHC 333 (Comm)一案是關於一項需要額外資金供進行酒店收購和運營的合營協議。

新加坡上訴法院在The One Suites v Pacific Motor Credit [2015] SGCA 21一案第44段,將Yam Seng一案視作已採納了相同的理據,有如在較早前的新加坡案例Ng Giap Hon v Westcomb Securities [2009] 3 SLR(R) 518中所顯示的情況。最後,香港原訟法庭法官黃國瑛近期在Golden Miles Group Holdings v Jacob & Co [2018] HKCFI 441一案的第94段及其腳註中,關注到另一份涉及名貴手錶的經銷協議隱含真誠責任的可能性。但基於該項申請是屬於非正審性質,因此她無需就Yam Seng一案在香港的適用性表達明確的看法。

因此,儘管Leggatt J對真誠原則所作的分析,是否會於適當時候在香港落地生根,目前仍然是言之尚早,而各個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海外判例法所匯集的一股浪潮,亦告訴香港的交易及訴訟律師不可在一般性的商業交易中摒棄真誠原則,而是必須從現在開始便識別在該等情況中,誠實和忠實包含一些什麼(例如,在一項被立約雙方預期為屬於長久性的合營交易情況中)?因此,我們應當謹記澳洲聯邦法院的Allsop CJ在Conscience, Fair-Dealing and Commerce (FCA) [2015] FedJSchol 17一案第9段所作的評論:

「商務律師和商事法法官的責任,是要了解人們可正當地為自身利益考慮的限度,以及自利(基於人們固有的自私性格)與誠實、合理、正直和信任之間的關係,而這些都是商界人士一方面可以考慮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又可以相互和平互利共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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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而德律師事務所 知識律師

Peter是一位從事一般民事訴訟的律師。Peter曾是香港大律師公會的會員,並持有奧斯汀得克薩斯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他還積極參與有關庇護和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人士問題的「富而德」公益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