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律不變應萬變:香港法庭適應比特幣和iPhone世界

尖端技術給騙子一個翻新舊騙局詐騙他人的機會。雖然立法機構和案例法通常要多年後才能直接應對新技術,但香港高等法院最近兩次判決,略微透露了法庭現在怎樣把悠久的法律概念應用到日新月異的數碼世界。全球市場相互連通,這兩次裁決對受害人及香港邊境以外的涉嫌犯罪者皆有影響。

加密貨幣詐騙案的受害人可以利用傳統工具進行追討

2019年11月1日,原訟法庭批出馬雷瓦強制令(Mareva Injunction)凍結資產,包括比特幣在內。Nico Constantijn Antonius Samara v Stive Jean Paul Dan [2019] HKCFI 2718案的原告人聲稱,他僱用被告人做代理人代售比特幣但被騙。

按照原告人的說法,他將比特幣轉入被告人在加密貨幣交易所的數碼錢包,該交易所以香港為基地。起初,被告人把這些比特幣售出一部份之後,將所得款項匯給原告人,可是據稱被告人幾個月後停止匯款。原告人其後經申請取得凍結資產令,凍結的資產包括那些仍可透過被告人的交易錢包買賣的比特幣。

Samara案沒有明確地處理比特幣是不是財產的問題,英國最近一宗案件卻有:在AA and Persons Unknown & Ors, Re Bitcoin [2019] EWHC 3556 (Comm)案,英格蘭高等法院確認加密貨幣為英國法所指的財產,符合英國司法專門小組(UK Jurisdictional Taskforce)的關於加密資產和智能合約的法律聲明Legal Statement on Crypto Assets and Smart Contracts)(2009年11月)。

現在,隨著加密貨幣被確認為財產,數碼貨幣詐騙案的受害人可以更有把握地申請禁制式濟助,以凍結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內的加密貨幣。(不過,受害人應當密切注意可有任何就上述案件及相近案件提出的上訴。)

受害人亦應當理解一件事:與人們普遍的觀念相反,加密貨幣用家不絕對是無名無姓就無法追蹤,相反,違法者有可能被識別出來,因為加密貨幣有兩個常見的特徵:一、加密貨幣利用分佈式賬本技術,最出名的是區塊鏈;二、記錄在分佈式賬本的資料是不可改動的,這點極為重要,意味任何特定的加密貨幣只要是利用分佈式賬本技術記帳,其歷來按序排列的交易都可以被公眾取覽和追蹤到。

但是,要把某項利分佈式賬本技術記帳的加密貨幣交易和某名可識別身份的人連在一起,還需要多一點資料。可以追蹤到保密貨幣交易所的受害人,越來越容易拿到這一點資料。雖然幾年前這些交易所有很多都繞過中央金融機構──早期很多加密貨幣擁躉設法避開的機構──常用的「認識您的客戶」程序,信譽好的加密貨幣交易所現在傾向採用合適的「認識您的客戶」規定。因此,受害人越來越能夠利用傳統的發現工具,從這些交易所尋找與潛在違法者有關的相關披露。

此外,受害人亦應當探查這些追蹤技術可不可以支持以法律責任(不是所有權)為基礎,判違法者敗訴。這樣,即使違法者耗散了偷走的數碼資產,法庭仍可裁定他們有法律責任作出損害賠償。受害人以後或可利用現存承認跨境判決的法律,針對不同司法管轄權區內全然不相干的資產,強制執行那一項以法律責任為基礎的判決。

監管機構取得智能手機,被告人全面曝光風險增                      

面對金融失當行為指控的被告人亦在了解一件事,就是現有的規管法例已經擄住尖端生活的便利,導致調查目標得承受跨境曝光的風險。

2020年2月14日在Cheung Ka Ho Cyril v.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2020] HKCFI 270案,申請人質疑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的調查權,提出司法覆核申請,但遭原訟法庭駁回。被指控干犯證券欺詐罪的申請人質疑幾件事,包括智能電話是否符合「紀錄及文件」的法定定義。如果不符合,證監會沒有理據檢取智能電話。

法庭用傳統方法處理法例詮釋,認定數碼設備,例如智能手機,的確落入這個法定定義之內。此外,法庭裁定,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條例》第183條,證監會可以強迫一方披露用來打開被檢取或交出的智能手機所需要的密碼。

智能手機是通往大量用家資料的門戶,這次判決導致當代數碼生活獨有的曝光風險大幅增加。理論上,智能電話可以接通眾多門徑,讓調查員可以接通具有潛在價值的資料來源,從中取覽不久以前會保存在完全不同位置的個人通訊和個人資料。

實際上,除法律專業保密權和私隱保護另有規定外,證監會被法律限制,只可以查詢與調查有關的資料,或有效手令授權查詢的資料。然而,在某些情況下,證監會可以與外國機構分享這些資料,因而製造資料有可能全面曝光的風險。這尤其關係到外國機構──機構在證監會實際控制範圍之外──可能把證監會的權力視為一種潛在的變通辦法,用來拿取機構原本很難取得的重要資料。

外國監管機構怎樣利用此等資料將取決於當地的法律。因此,要減低跨境曝光的風險,被告人的法律代表必須使本地和外國監管機構遵守適用於任何特定情況的相關資料限制。這需要在初步階段了解在所有相關的司法管轄區可供被告人享有的權利和保護,以及堅持一套統一的全面防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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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詐騙案的受害人還是指認被告人,至為重要的是知道傳統的法律工具可以怎樣適應新技術,從而在世界各地擴展個人的權利和增加遭攻擊的可能性。在香港、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以內及以外地區,認識並利用這些工具的適用範圍是邁向勝訴結果的關鍵一步。

律師,高博金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