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律以不變應萬變:香港法庭適應比特幣和iPhone世界(摘要)

香港高等法院最近兩次判決,略微透露了現今法庭怎樣把悠久的法律概念應用到日新月異的數碼世界。全球市場相互連通,這兩次裁決不論對受害人及香港邊境以外的涉嫌犯罪者皆有影響。

加密貨幣詐騙案的受害人可以利用傳統工具進行追討

2019年11月1日,原訟法庭批出資產凍結令(Mareva Injunction),令狀下被凍結的資產包括比特幣在內。Nico Constantijn Antonius Samara v Stive Jean Paul Dan [2019] HKCFI 2718案的原告人聲稱,他將比特幣轉入被告人在香港加密貨幣交易所的一個數碼錢包,僱用被告人代售那些比特幣。被告人停止匯款時,原告人經申請取得凍結資產令,凍結的資產包括那些仍可透過被告人在交易錢包買賣的比特幣。

雖然Samara案沒有明確地處理比特幣是否財產的問題,但英國最高法院最近在AA and Persons Unknown & Ors, Re Bitcoin [2019] EWHC 3556 (Comm)案中,則確認加密貨幣為英國法所指的財產。

因此,隨著加密貨幣被確認為財產,數碼貨幣詐騙案的受害人可以更有把握地申請禁制式濟助,以凍結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內的加密貨幣。(不過,受害人應當密切注意可有任何就上述案件及相近案件提出的上訴。)

受害人亦應當理解一件事:與人們普遍的觀念相反,加密貨幣用家不絕對是無名無姓就無法追蹤; 相反,違法者有可能被識別出來,因為加密貨幣有兩個常見的特徵:一、加密貨幣利用分布式分類帳技術(DLT),最出名的就是區塊鏈;二、記錄在分布式分類帳技術的資料是不可改動的,這點極為重要,意味任何特定的加密貨幣只要是利用分布式分類帳技術記帳,其歷來按序排列的交易都可以被公眾瀏覽和追蹤。

要把某項利用分布式分類帳技術記帳的加密貨幣交易和某名可識別身份的人連在一起,還需要多一點資料。可以追蹤到保密貨幣交易所的受害人越來越容易拿到這一點資料,因為很多加密貨幣交易所現在傾向採用合適的「認識您的客戶」確認客戶身份的程序規定。因此,受害人越來越能夠利用傳統的搜證工具,從這些交易所尋找與潛在違法者有關的相關披露。

此外,受害人如果取得以承擔法律責任為判決基礎而裁定違法者敗訴的裁决,他們以後或可利用現存跨境判決認可的法律機制,針對不同司法管轄權區內全然不相干的資產,強制執行那一項以法律責任為基礎的判決。

監管機構取得智能手機,被告人全面曝光風險增

面對金融失當行為指控的被告人亦在了解一件事,就是現有的規管法例已經擄住尖端生活的便利,導致調查目標得承受跨境曝光的風險。

2020年2月14日在Cheung Ka Ho Cyril v.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2020] HKCFI 270案,原訟法庭駁回了一個司法覆核申請。法庭裁定證監會不但可以沒收數碼設備,例如智能手機,而且可以強迫一方披露用來打開智能手機所需要的密碼。

智能手機是通往大量用家資料的門戶,這次判決導致當代數碼生活獨有的曝光風險大幅增加。實際上,除法律專業保密權和私隱保護另有規定外,證監會被法律限制,只可以查詢與調查有關的資料,或有效手令授權查詢的資料。但是,在某些情況下,證監會可以與外國機構分享這些資料,因而製造資料有可能全面曝光的風險。這尤其關係到外國機構──機構在證監會實際控制範圍之外──可能把證監會的權力視為一種潛在的變通辦法,用來拿取機構原本很難取得的重要資料。

外國監管機構怎樣利用此等資料將取決於當地的法律。因此,要減低跨境曝光的風險,被告人的法律代表必須使本地和外國監管機構遵守適用於任何特定情況的相關資料限制。這需要在初步階段了解在所有相關的司法管轄區可供被告人享有的權利和保護,以及堅持一套統一的全面防禦策略。

不論是詐騙案的受害人還是指認被告人,至為重要的是了解傳統的法律工具可以怎樣適應新技術,從而在世界各地擴展個人的權利和增加遭攻擊的可能性。在香港、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以內及以外地區,認識並利用這些工具的適用範圍是邁向勝訴結果的關鍵一步。

–Calvin Koo, Kobre & Kim

編者按:這是一篇名為《勝者自慎—香港法院駁回逾期執行仲裁裁決的企圖》("The More Things Change, the More They Stay the Same: Hong Kong Courts Adapt to the World of Bitcoin and iPhones") 的文章摘要,該文章通過《香港律師》電子報分發,並於2020年4月張貼在《香港律師》的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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