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院是否有權審理谷歌涉嫌的誹謗案件?

伍兆榮資深合夥人,柯伍陳律師事務所

Dr. Yeung Sau Shing Albert v Google Inc. [2014] 5 HKC 375一案中,原訟法庭裁定,谷歌是否透過其搜尋器向使用者提供誹謗性的搜尋建議而成為誹謗內容的發布人,是有充分的可爭辯論據,故香港法院對此案有司法管轄權。

娛樂大亨與互聯網巨擘對簿公堂

Dr. Yeung Sau Shing Albert v Google Inc. [2014] 5 HKC 375一案中,原告人(下稱「楊」)是一名本港商人,以其娛樂事業成就聞名。他發現,在被告人(下稱「谷歌」)的搜尋器的搜尋空格輸入自己的中文及英文姓名,搜尋空格下方便會自動顯示把楊與犯罪活動及黑社會組織聯繫在一起的搜尋建議清單(下稱「自動完成功能」)。此外,在搜尋空格輸入楊的中文及英文姓名後按下搜尋鍵,網頁底部便會顯示與上述性質類似的相關搜尋結果清單(下稱「相關搜尋功能」)。楊的律師去信谷歌及其法律代表,要求對方移除上述兩項功能產生的誹謗言詞。由於谷歌未有遵行楊的要求,故楊入稟本港法院控告谷歌。

楊要在香港向美國的谷歌公司提出訴訟,條件之一是必須證明:(1)谷歌曾否向第三方讀者發布誹謗言詞;及(2)谷歌是否可被視為該等誹謗言詞(作為由完全自動化搜尋過程產生的預測或建議)的發布人,皆有充分的可爭辯理據。

谷歌如何(暫時)輸了一仗?

搜尋建議是否發布?

在誹謗案件中,當內容受讀者理解,即被視作「已發布」。由於楊的電腦技術人員和律師均能從谷歌網站下載和列印自動完成和相關搜尋結果的副本,法院接納谷歌可能已在香港向第三方讀者作出發布。即使下載和列印該等內容的人士與楊有關連,但法院認為此點並不重要,該等人士仍可被視為第三方讀者。總括而言,法院信納谷歌曾否在香港發布誹謗內容是可爭辯的論點,故本港法院對此案有司法管轄權。

谷歌是否發布人?

谷歌認為,由於自動完成和相關搜尋產生的建議都無需人為輸入,故此它並非發布人。此外,谷歌指它不能控制搜尋器自動產生的結果,因為所顯示的結果主要取決於所有谷歌使用者的熱門搜尋字詞查詢,因此谷歌只是被動的媒介。然而,法院不接納這一論點,並援引「嚴格的發布規則」,即除非發布人(谷歌)能提出合理抗辯,否則任何人如有份令誹謗陳述為他人得知,均須負上法律責任。

谷歌的抗辯理由是,它是附屬發布人(就如圖書館或書報攤),並不知道且在此情況下也無法合理地知道其發布含有誹謗內容。此論點看來很有力,以谷歌每天處理的資訊量來說,它實在不可能知道所有發布的內容。然而,在楊透過律師致函通知谷歌及其代表律師有誹謗性的搜尋建議後,此論點便站不住腳了。由於谷歌能夠審查內容,但在收到有誹謗性的搜尋建議的通知後,仍選擇不在合理時間內採取行動,故此谷歌應否被視為主要發布人(而非附屬發布人),以及其抗辯理由會否獲法院接納,均屬可爭辯的論點。

此外,法院認為谷歌是否有意成為誹謗言詞的發布人亦是可爭議的論點。從谷歌搜尋器的運作方式而言,谷歌是否有意發布其自動化系統產生的任何內容是可爭議的問題。由於自動完成和相關搜尋功能的建議是谷歌以其設計、修訂和改良的運算法所設定的多項因素產生的結果,該系統是以谷歌擬想的方式運作,谷歌未必可爭辯道它只是中立地傳送資料或只是被動的輔助者。

法院的裁決

考慮本案的所有情況後,法院裁定楊針對谷歌提出了有充分可爭辯的理據,即:(1)谷歌是否發布人;及(2)谷歌曾否透過其搜尋器的自動完成及相關搜尋功能作出發布。加上搜尋建議大規模發布的誹謗,以及該等發布可能對楊的聲譽造成實質損害,法院確認楊應獲准繼續在香港法院對谷歌提出訴訟。

應注意的是,法院現時只針對司法管轄權作出了初步裁決(而並非實質上裁定谷歌須為誹謗負上法律責任),而谷歌亦已就此裁決提出上訴。法官認同案件涉及複雜且前所未見的爭議,故准許谷歌提出上訴。有待上訴法庭的裁決和案件的最終審訊,去進一步釐清相關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