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船舶扣押

近年來,航運市場在財務上一直面對著嚴峻的挑戰,導致許多航運公司需要重組或清盤。因此,就如何對船東所提出的申索加以強制執行,向來是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

強制執行航運申索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對船舶進行扣押,從而將其作為有關申索的一項抵押品。但能否對有關船舶進行扣押,取決於申索人是否能夠確立對該船舶的海事司法管轄權,並向其開展對物訴訟。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性港口,通過其進行的貨物貿易數量龐大,加上其實行普通法制度,因此一直是一個重要的船舶扣押司法管轄區。

上訴法庭近期就海事司法管轄權的確立,從而得以在香港扣押船舶的情況,下達了若干項重要裁決,本文將討論上訴法庭所作出的該等裁決。

法定架構 -《高等法院條例》(第4章)

原告人要在香港成功扣押船舶,其所提出的申索,必須符合《高等法院條例》(第4章)第12A及12B條的規定。第12A條規定了在法院的海事司法管轄權範圍內,申索人可以提出申索的類別。該等類別包括:(i)就船舶的擁有權或管有權而提出的申索﹔(ii)就與船舶的使用或租用有關的協議而產生的申索,及(iii)就供應予船舶的貨物或物料而提出的申索。原告人所提出的申索若然並非在此等類別範圍之內,便不能向有關船舶提起對物訴訟及將其扣押。

第12B條就法院可以行使其海事司法管轄權的方式作出了規定。對於某些申索 (包括就船舶的擁有權或管有權而提出的申索),只可以向產生申索的該船舶提起對物訴訟。然而對於其他申索,申索人可以向屬於申索標的之船舶及有關的 「姊妹船」提起對物訴訟。第12B(4)條規定:

(a) 如該申索是與某船舶相關連而引致的;及

(b) 在對人訴訟中會對該申索負上法律責任的人(「有關的人」),在訴訟因由產生時是該船舶的東主或承租人,或是管有或控制該船舶的人,則可在高等法院針對以下船舶提出對物訴訟─

(i) 該船舶(如在該訴訟提出時,有關的人是該船舶的所有份額的實益擁有人,或根據轉管租約是該船舶的承租人);或

(ii) 任何其他船舶,而在該訴訟提出時,有關的人是該其他船舶的全部份額的實益擁有人。

The Decurion

The Decurion (No. 2) [2013] 2 HKLRD 930一案中,上訴法庭裁定,原告人在對物訴訟中所提出的每一項申索,都必須在法院的海事司法管轄權範圍之內。因此,原告人必須評估(i)每一項申索是否在第12A條的涵蓋範圍之內﹔及(ii)是否可以依據第12B條,就每項申索行使海事司法管轄權。倘若情況並非如此,這意味著,原告人可以在法院的海事司法管轄權範圍內,將投機性的申索「附加」於其他申索之上,並尋求就整項、較大的申索行使司法管轄權。上訴法庭指出,對法院的海事司法管轄權提出挑戰,並非是一項「不全則無」的挑戰,而是可以就原告人的申索中的各個互不關聯部分提出。

The Ruby Star

The Ruby Star [2015] 1 HKLRD 543一案中,船舶管理人根據一項船舶管理協議,就到期仍未償還的債務,向一艘船舶提起對物訴訟。當中某些涉及未償還債務的項目,是在第 12A條的法院海事司法管轄權範圍之內,但其他的項目則不是。

在開展對物訴訟前,該名船舶管理人已經收到若干筆與該船舶有關的款項,而它計劃將該等款項用來抵銷部分未償還的債務。然而,在令狀發出之時,該名船舶管理人並沒有運用該等款項支付未償還的債務中的某些項目。上訴法庭指出,在開展有關訴訟時,該名船舶管理人所提出的申索純粹及債務,因此無法確定其是否能夠構成對物申索。當該名船舶管理人就其在香港提起的訴訟,送達與申索陳述書有關的「更詳盡清楚的詳情」時,它只是將所收取到的款項用來償還非對物申索。

上訴法庭裁定,該名船舶管理人所提出的申索,並不在法院的海事司法管轄權範圍之內。雖然原告人曾將部分已收取的款項用來償還非對物申索(從而使該等對物申索到期應付),但卻是為時已晚。上訴法庭稱﹕「海事司法管轄權必須在開展訴訟之時便已經存在,亦即是在發出令狀之時」。

The Ruby Star一案禁止案中的原告人在海事司法管轄權被清晰確立以前,便開展訴訟和扣押有關船舶。與The Decurion一案不同,上訴法庭在The Ruby Star一案中無法識別原告人所提出的申索,有哪些部分是在法院的海事司法管轄權範圍之內,及有哪些部分不是。因此,整項申索都是在法院的海事司法管轄權範圍之外。

The Almojil 61

The Almojil 61 [2015] 3 HKLRD 598一案中,原告人開展一項對物訴訟,並根據各項租船合約下所提出的申索,將有關船舶扣押。當中的爭議,涉及在 《高等法院條例》第12B(4)(ii)條(關於允許將姊妹船扣押之規定)下,對有關船舶的擁有權主張。尤其是,當中所涉及的問題,是就所有份額而言,註冊船東是否也是該船舶的實益擁有人。如果不是,那麼法院便不擁有扣押該艘姊妹船的海事司法管轄權。

The Almojil 61一案中,某一第三方指稱,它曾經為案中的船舶付出了部分價款,因此是該船舶的部分實益擁有人。該第三方在一項對物訴訟中,向法院存檔一份送達認收書,並對法院的海事司法管轄權提出質疑。但上訴法庭認為,該第三方只是將其資金貸給該船舶的註冊船東,故它並非該船舶的部分實益擁有人。因此,它就法院的海事司法管轄權所提出的質疑,不能被法庭接納。

儘管如此,上訴法庭亦指出,於並不存在任何欺詐或其他類似的強迫情況下,法院可略過船舶註冊這一事宜,裁定根據《高等法院條例》第12B(4)條,就當中的所有份額而言,該註冊船東並非該船舶的實益擁有人。在原審階段,法官裁定法院不能如此行。

然而,上訴法庭對此並不同意,認為該船舶的註冊擁有權實非最終的依據,而法院有權考慮註冊船東是否以信託形式,為另一方持有該船舶的份額(或部分份額)。假如確實存在這樣的信託,那麼便不能符合第12B(4)(i)或(ii)條的規定。

鑒於上訴法庭在The Almojil 61一案中的裁決,一艘特定船舶(包括其姊妹船)究竟是否可以在香港被扣押,這一問題存在更大的爭議餘地。雖然扣押的一方通常可以搜尋相關的船舶登記冊,以識別船舶的註冊擁有權,但當中是否存在任何信託,由於有關資料並不公開,因此不會讓人們得知。事實上,不論是明訂、隱含、還是推定的信託通知,均不能記入香港的船舶登記冊中:《商船(註冊)條例》(第415章)第52條。在The Almojil 61一案之後,船舶的註冊船東可以尋求就該船舶的特定份額作出信託聲明,從而避免其船舶在香港被扣押。

The Alas

高等法院在仲裁裁決的強制執行方面,並不擁有海事司法管轄權:The Chong Bong [1995] HKEC 505。這是由於就強制執行而提出的申索,並不在第12A條所規定的任何申索類別範圍內。

在近期的The Alas [2015] HKEC 1350一案中,原告人已就租船合約的違反,針對案中作為被告人的船東,取得了一項仲裁裁決。然而,上訴法庭(拒絕就海事法官的裁決批予上訴許可)裁定法院擁有海事司法管轄權,並拒絕將扣押有關船舶的命令撤銷。

其解釋如下﹕原告人在對物訴訟中提出的申索,是就租船合約中的未付租金而提出,而並非針對案中作為被告人的船東,要求強制執行有關的仲裁裁決。因此,原告人所提出的申索,不論是在實質還是在形式上,都是基於一份與船舶的使用或租用有關的協議而產生(第12A(2)(h)條),因此是在法院的海事司法管轄權範圍之內。因此,雖然原告人已經取得針對被告船東的對人仲裁裁決,但這並非問題的核心。

該項裁決,為對取得了針對船東的仲裁裁決的申索人提供了濟助,但在強制執行上卻並非毫無困難。

結語

總括而言,上訴法庭在近期就海事司法管轄權及船舶扣押而作出的裁決,產生了如下的結果﹕

  • 在對物訴訟中提出的每項申索,都必須在法院的海事司法管轄權範圍之內。
  • 法院的海事司法管轄權必須在訴訟開展之時確立,而有關的司法管轄權不能在日後才再作補充。
  • 為了扣押有關船舶,在開展有關訴訟之時,作為案中被告人的船東,必須是有關船舶的全部份額的實益擁有人。倘若該名船東是以信託形式為第三方持有該船舶的全部或部份份額,則法院不能對該船舶下達扣押令。
  • 申索人即使已經取得了仲裁裁決,但它仍有權扣押有關船舶,從而將它作為其申索的一項抵押品,前提是有關的令狀及扣押文件必須經過嚴格草擬。

Gilt Chambers, 大律師

Luxton先生是Gilt Chambers的大律師,從事商業法,保險和海事商法。他在澳大利亞和香港作為處理商業糾紛的事務律師有近十五年經驗之後,獲認許成為大律師。他在欺詐事宜,破產糾紛,合約申索,僱傭法和銀行法以及有關的禁制令申請方面解具有經驗。他經常參與在香港高等法院的海事訴訟和海事仲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