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野生動植物保護

引言

野生動植物保育是指對野生物種及其棲息地的保存和保護。近年,香港社會愈來愈意識到保育野生動植物的重要性。本文將追溯我們在野生動植物保護方面的法律框架歷年來的發展,以顯示社會不斷改變的價值觀。

二次大戰前

雖然範圍有限,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香港已經嘗試通過立法來保護某些動植物。根據1913年7月11日政府憲報刊登的第209號政府公告,港督會同行政局根據《發牌條例》(1887年第8號)(意譯)第3條訂立規例,為小販牌照附加條件,藉以限制兜售某些野花和植物。《植物條例》(1920年第11號)(意譯)隨後於1920年生效,目的是保護杜鵑花。由於當時的人們採摘杜鵑花作餐桌和家居裝飾,因此令野生杜鵑花的數量迅速減少。根據1936年11月27日政府憲報刊登的第926號政府公告,政府後來將《植物條例》(1920年第11號)(意譯)的保護範圍擴大至共41種植物。任何人不得在沒有合法理由的情況下出售、嘗試出售或擁有、管有或控制這些植物的任何部分。

至於保護動物方面,香港早在1870年代就有法例規管狩獵活動。隨後訂立的法例,例如《野生鳥類條例》(1922年第15號)(意譯),進一步禁止獵殺既非野味亦非害鳥的鳥類,以保護野生動物。而《野生動物保護條例》(1936年第56號)(意譯)則於1936年生效。這條條例禁止殺害、獲取或擁有穿山甲、水獺和港督會同行政局在附表指定的其他野生動物,亦禁止在香港出售、展示用作出售或管有用作出售在香港宰殺或帶走任何此類野生動物的屍體、肉、毛皮、皮膚或鱗片或任何其他部分。

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香港以至世界各地都出現恣意宰殺和捕捉野生動物,以出售給私人動物園和收藏家的情況,導致野生動物的數量大幅減少。由於香港位處亞太區主要海空路線,因此容易被利用進行此類貿易。基於這個原因,當時越來越多人要求政府加強立法阻止此類貿易,以保護日益減少的野生動物。

《野生鳥類和野生哺乳動物保護條例》(意譯)於1954年生效,首次劃出三個野生動物保護區,除了軍隊和警察執行任務外,在區內嚴禁狩獵和攜帶槍支。其後,《動物及鳥類(限制進口及管有)條例》(第187章)(意譯)於1970年生效,通過發牌制度規管受管制動物及鳥類的進口及管有,以防止野生動物貿易在香港發展。顧名思義,這條條例僅限制進口和管有動物及鳥類,但是並沒有管制其出口。因此,這條條例提供的保護範圍仍然有限。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鑑於世界各地對過度開發導致野生動植物數量迅速減少的擔憂日益加劇,多國政府簽訂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於1975年7月1日生效。CITES的目的是規管野生動植物的國際貿易,以確保此類貿易不會威脅到野生動植物的生存。

根據CITES,指定野生物種貿易的進口、出口和再出口均受管制。CITES涵蓋的物種載列於三個附錄。附錄I是瀕臨絕種物種的清單,僅在特殊情況下才允許進行貿易。附錄II的物種現時雖未瀕危絕種,但是必須控制其貿易以避免影響其生存。附錄III的物種在最少一個CITES締約國受到保護,而該締約國要求其他CITES締約國協助控制其貿易,以避免不可持續的捕捉或採伐。

由於CITES旨在規管和防止瀕危物種的非法貿易,而不是完全禁止野生動植物的貿易,因此也存在爭議。有批評的人士認為,所有野生動植物的貿易均應該被禁止;另一些人士則認為,與棲息地遭受破壞等其他原因相比,野生動植物貿易對物種減少的影響其實是微不足道。儘管存在局限性,但是CITES仍是野生動植物保護的里程碑,因為它建立了一個國際公認的框架去規管野生動植物的貿易。

CITES後

《動植物(瀕危物種保護)條例》(第187章)於1976年制訂,用以落實CITES。這條條例廢除並取代了1970年的《動物及鳥類(限制進口及管有)條例》(第187章)(意譯),也堵塞了後者的某些漏洞,例如將對瀕危物種的控制擴大至其出口,以配合國際的野生動植物保護工作。這條條例是接下來30年香港有關野生動植物保護的主要法例。

在Man Hing Express & Godown Co. Ltd. v The Queen [CACC 1025/1979]一案中,上訴人是倉庫經營者,被裁定在沒有相關許可證下管有受管制物種(即220片雲豹毛皮),違反了《動植物(瀕危物種保護)條例》(第187章)第6(1)條及附表二。上訴人辯稱管有受管制物種時不具備所需的犯罪意圖。上訴被駁回。

在The Queen v Both Prime Company Limited [HCMA 1203/1995]一案中,上訴人公司被搜出一些藥品,其成分描述顯示含有虎骨或虎鞭。經檢查後發現,虎骨或虎鞭成分不易辨認,也無法進行化學分析。《動植物(瀕危物種保護)條例》(第187章)第2B(b)條規定,任何藥物聲稱或表示為受管制藥物,均會被視作受管制藥物。因此,上訴人被控違反該條例第6(3)及6(4)條,即沒有許可證下管有受管制藥物。上訴人認罪,被罰款500,000元,須在兩個月內繳付。上訴後罰款減至200,000元,須在1個月內繳付。

在Ki Chor On v The Queen [HCMA 836-843/1996]一案中,上訴人是兩間中藥店的東主,也是一名中藥師。上訴人承認根據《動植物(瀕危物種保護)條例》(第187章)發出的八張傳票的控罪,其中包括五張根據第6(1)條發出的傳票和三張根據第6(3)條發出的傳票。罰款總額為425,000元。八張傳票涉及的穿山甲鱗、麝香粒、海龜鱗及熊膽粉會被上訴人使用在病人的藥方之中。而其他則為可能在中國生產的成藥。這些藥物在進行分析後,並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它們含有包裝上聲稱的犀牛角或虎骨。然而,根據條例第2B(a)及(b)條,包裝上聲稱的內容均會被視為真確。上訴後罰款總額降至95,000元。

在The Queen v Tsoi Wai Ching [HCMA 27/1997]一案中,上訴人承認管有瀕危物種,違反《動植物(瀕危物種保護)條例》(第187章)第6(1)條。上訴人被控管有受管制的動物部分,即一個熊膽。上訴人被罰款125,000元。上訴庭法官認為並無證據證明上訴人管有熊膽作商業用途,故不可援引條例第13A條,因而把罰款減至40,000元。

近期發展

為清晰反映CITES要求的變化及完善規管制度,《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586章)於2006年12月1日生效,廢除並取代了《動植物(瀕危物種保護)條例》(第187章)。在2018年,《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586章)進行了修訂,透過一個三步曲的計劃去逐步淘汰本地象牙貿易,以及大幅加重對野生動植物罪行的罰則。此外,相關的修訂取消了商業和非商業罪行的分野,劃一兩者的罰則。以上的修訂反映了近年來公眾對野生動植物保護的日益關注。視乎案情而定,現在對野生動植物罪行的罰則,通常是即時監禁數月甚至數年。

香港特別行政區 對 肖荣强 [CACC No.79 of 2020] 是一個關於《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586章)下罪行的近期案例。上訴人在香港國際機場被海關人員截獲。經搜查後,海關人員在他的行李中發現224隻賽加羚羊角,重達49.9公斤,估計來自不少於112隻賽加羚羊,估值介乎719,000元至1,188,000元。

上訴人在區域法院暫委法官張天雁(當時官階)席前承認一項在不符合《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586章)第11(1)條的規定下進口附錄II物種的標本的罪名,違反該條例第11(1)及(3)條。量刑起點為監禁30個月。原審法官考慮到上訴人認罪,扣減三分之一刑期至20個月。上訴人以判刑明顯過重為由提出上訴。

上訴法庭不同意判刑明顯過重,駁回上訴。上訴法庭認為,對非法販運瀕危物種有關罪行的判刑必須具有足夠的阻嚇力,從而令香港能夠充份履行CITES下的責任(第27段)。量刑因素包括涉案物種的瀕危程度、其數量和價值、被告人的作案手法、被告人的動機、對涉案物種造成的傷害程度、案件是否涉及集團式經營以及被告人扮演的角色(第30段)。如果這些罪行仍然繼續猖獗,適用的量刑基準會有上調空間(第40段)。

總結

鑑於地利之便,香港長期以來一直是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的中心。儘管政府已經努力加強對野生動植物的保護,但是為了更好地保護野生動植物,有必要建立更全面的法律框架。例如香港對野生動植物罪行的執法仍然主要集中在「騾子」身上(即試圖走私動物時被當場抓捕的罪犯)。然而,許多報告顯示犯罪集團是利潤豐厚的野生動植物貿易的幕後推手。此外,儘管象牙貿易很快在香港會被淘汰,但是皮草貿易仍然蓬勃,即使社會多次呼籲對皮草貿易進行更嚴格的監管,甚至徹底禁止此類貿易。 

*在2021年8月21日,《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455章)被修訂。某些在《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586章)下與販運野生動植物有關的罪行被納入當中。這些修訂給予當局更多的權力去調查此類非法活動,也容許它們去追捕背後的犯罪集團和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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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歐陽律師事務所助理律師

楊律師於2017 年7 月在香港獲認許成為一名事務律師。她的業務重點是民事訴訟。她在處理與家事法和刑事訴訟有關的事務方面也有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