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野生生物販運的刑事司法對策再思

野生生物販運,近年在全球急劇上升,犀牛、大象、老虎等,在非洲和印度被大量獵殺,數字創下新高。每天約有300頭穿三甲被獵殺(主要取其肉和鱗片作傳統中藥用),成為全球販運數量最多的哺乳動物。所有八個穿山甲物種,皆列載於2016年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下稱《貿易公約》)附錄一中,儘管很多人仍不知穿山甲的外貌如何。難於被查獲和利潤可觀,使野生生物販運不但對投機的捕獵者具吸引力,亦對操控著正在快速增長的亞洲市場之供應的跨國犯罪集團同樣具吸引力。野生生物販運現時是緊隨毒品、人口、軍火販運之後,被視為全球第四大獲利最高的黑市。美國政府問責辦公室的一份報告估計,非法野生生物交易金額每年達230億美元。若作一比較,現時一克犀牛角的價值,比一克白金的價值還要高。

野生生物罪行的有組織性質

全球各國政府日漸意識到,野生生物販運不但威脅物種的生存,也滋長貪污、損害法治、危害人類生命和剝奪當地社會從保育自然資源所得的收入。野生生物犯罪正對非洲的安全構成威脅,因當地的武裝分子和恐怖組織的經費來源,部分是來自該等非法貿易。國際刑警近期向各成員國發出警告:「受野生生物販運勾當的低風險和高利潤所驅使,大部分涉足野生生物犯罪的,都是有組織的犯罪網絡。他們經常利用作走私野生生物之用的跨國和跨洲路線,進行武器、毒品、人口走私。事實上,環境犯罪通常與使用假護照、貪污、清洗黑錢、謀殺等罪行連成一起」。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明言,野生生物販運是急需關注的跨國有組織犯罪。歐洲委員會在2016年訂立一項打擊野生生物非法交易行動計劃,作為加強打擊恐怖份子籌資活動的廣泛倡議的一部分,當中包括打擊貪污、通過更嚴厲的刑事制裁來執行《貿易公約》,以及加強留意野生生物販運方面的有組織犯罪專家。在近期的一個於倫敦舉行的野生生物非法貿易會議上,超過50個國家共同簽訂了「倫敦2018宣言」,承諾採取更積極行動保護全球瀕危物種,並確認野生生物非法貿易為有組織及嚴重罪行。

香港緝獲的野生生物

許多研究顯示,香港是一個瀕危物種非法貿易中心。雖然當中有一些物種是走私到香港供本地人使用,但大部分是運往內地。海關在2013至2017年間,合共緝獲價值超過五億六千萬港元的被販運野生生物,當中包括超過20公噸象牙、43公噸穿山甲(鱗片和軀體)、1,366公噸非法木材,及27公噸其他瀕危物種(主要為爬行動物)。據保守估計,這些數量相當於捕殺了超過3,000頭大象、51頭犀牛、65,000頭穿山甲。由於穿山甲的體型大小各異,故要獲得一噸鱗片,約須捕殺345至2,777頭穿山甲,視所屬物種而定。

香港的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農署」)及海關共同承擔打擊野生生物犯罪的責任。他們近年不斷加大偵查野生生物走私的力度,循海路(特別是貨櫃船)進行大規模非法偷運而被緝獲的情況陸續出現。被緝獲的野生生物的平均價值一直上升,現時僅次於危險藥物而排名第二。這反映了走私野生生物的利潤可觀,並形成惡性循環。由於瀕危物種越來越稀有,其黑市價值因此大幅上升,以致更多人會對牠們濫加捕殺,導致其加快滅絕。

《貿易公約》下的責任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586章)反映了作為中國一部分的香港在《貿易公約》下的責任。該公約要求各成員國制定本地法規,對在未經批准情況下,進口、出口及轉口其附錄所列的各個物種的行為嚴加處罰。

《貿易公約》就與三萬多個動植物種有關的貿易進行管制。該公約載有三個附錄,顯示商業交易對瀕危物種造成威脅的程度,而附錄一列出科學家認為受威脅程度最高的物種。某些物種的商業交易被認為是不可持續,而國際間禁止進行與附錄一所列的動植物野生標本有關的貿易。在附錄一所列的物種中,如果是野生捕獲的,只可為保育的目的進行交易;若屬人工飼養,則在有適當來源證明的情況下,可以進行交易。

儘管附錄二所列的物種並不一定面對絕種威脅,但仍須加以管制,從而確保其持續性得以維持下去。附錄二所列的物種可以進行交易,但出口國須證明該等動/植物是來自合法收成,而其交易不會對該物種造成損害。進口國須視乎該等證明的有效性,確定是否應批准該物種進口。

附錄三所列的物種,是由某一成員國確認,須在其自身司法管轄區就其種群進行立法規管的物種;為此,他們尋求國際間合作,規管所進行的國際交易。儘管出口附錄三所列的物種,無需提供任何無害判定,但進行有關交易,仍須出具產地來源證明。

為確保被買賣的活體動物其福祉不會受損,在簽發任何與該三個附錄所列的動物有關的許可證前,出口/轉口國的管理當局必須信納,對有關動物的陸路或海上運送將獲妥為安排,從而盡量降低其受傷、健康受損及受殘酷對待的風險。

第586章訂定各項刑事罪行,規管在未經批准情況下,進口、出口、 轉口和管有附表所載的某些物種。該條例包含三個附錄(相當於在《貿易公約》下的該三個附錄)。進口附錄一所列的物種及附錄二所列的活體動植物,必須領有許可證。在香港境內管有附錄一所列的物種,或管有附錄二所列的在野外取得的活體動植物(為商業目的),同樣須領有許可證。出口或轉口附錄一、二、三所列的物種,亦必須領有許可證。

近期進行的改革

2016年的行政長官施政報告稱,政府將採取立法步驟,禁止在本地進行象牙貿易。同時,政府宣布擬修訂第586章,對走私和非法交易瀕危物種施加更重刑罰。第586章的修訂於2018年5月1日起生效,將在未經批准情況下,進口、出口、轉口和管有附錄一所列物種的最高刑罰,提高至10年監禁和罰款1,000萬元。與附錄二及附錄三所列物種有關的罪行的最高刑罰,則提高至7年監禁和罰款100萬元。過去有為商業及非商業目的使用之區分,但這規定現已取消。根據立法會的參考資料摘要,加重刑罰的目的,是為了對瀕危物種的走私和非法交易起更大阻嚇作用。

該等修訂早須進行。與外國的做法比較,香港對走私野生生物的判刑實在太低,違法者很少判處監禁,大多情況下是判處罰款,金額甚至低於所走私的違禁品價值的10%。即使判處監禁,刑期也是十分短,在第586章的修訂於去年生效前,走私犀牛角進入香港也不過是判監禁3個月。

另一關於野生生物罪行的刑事司法對策被削弱的問題,是並不知悉在照料和護理那些從走私者處尋回的動物,需要花費龐大費用。在近期的一宗案件中,有658隻人工孵化的印尼豬鼻龜(屬《貿易公約》附錄二所列物種),被發現收藏在一名抵港旅客的行李中,價值估計超過50萬元。這些豬鼻龜最後被送回印尼西巴布亞省的自然生態區,因此可說十分幸運,但合共須花費19萬7000元,而港、印兩地政府亦須為此進行廣泛協作。這些豬鼻龜被送返印尼前,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還須為牠們提供八個月照料。救援機構(例如嘉道理農場)照料那些從走私者處尋回的動物,可以費用不菲。儘管《貿易公約》為被走私的野生生物提供送返途徑,但要讓牠們回歸野外,會涉及十分複雜的情況,而這亦意味著,許多動物須終其餘生被關起來。該案被告人最後被判罰款2萬元。

有組織的野生生物犯罪和《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香港未能就野生生物罪行進行有效的檢控,並非單純因為法庭的判刑缺乏阻嚇性。被扣押的野生生物若數量龐大,魚農處一般須根據第586章就有關罪行進行調查(儘管它不具充分法定權力),以打擊走私者背後的有組織網絡。香港打擊有組織罪行的主要法例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455章),但與警方和海關不同的是,漁農處人員並未獲授權,運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的擴大權力來調查野生生物罪行。雖然海關獲得授權,但目的並非為了調查第586章的罪行。與《危險藥物條例》或《盜竊罪條例》下的嚴重罪行不同,第586章的罪行並不屬於《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中的「指明的罪行」。這顯然是一大遺漏,因瀕危物種的跨國交易是屬於有組織性質。海關也有成立有組織罪案調查科,可根據《進出口條例》,運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來打擊走私罪行。但香港打擊野生生物犯罪,向來是將焦點放在供應鏈的運送人部分,故被拘捕的人,通常是在走私時被當場擒獲。然而,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及國際刑警察贊成採取「追蹤資金」辦法,將焦點放在野生生物走私背後的犯罪集團。第586章的罪行未能涵蓋在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中,意味著香港法院未獲授權根據該條例,將來自屬有組織犯罪的野生生物販運所得沒收。

聯合國大會在2017年通過一項決議,敦促成員國制定法例,將野生生物罪行歸類為可進行清洗黑錢調查,及可將有關資產扣押、沒收和處置的罪行。2018年對第586章所作的修訂,將野生生物罪行重新歸類為「二重罪行」,容許對其以簡易或公訴方式提出檢控。理論上,這一更改可讓那些處置第586章之罪行所得的野生生物販運者,須面對清洗黑錢的檢控,但要提出此等檢控,須有證據證明被告曾「處置」犯罪所得。因此,可預期的情況是,被告也許是干犯第586章的罪行的一方,但調查人員無法證明被告曾處置犯罪所得。在這一情況下,儘管他們可就第586章的罪行被定罪,但控方無法對其提出清洗黑錢的檢控。第586章的罪行若可涵蓋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中,這一問題便不會存在,因野生生物販運者所攫取的利益仍可被沒收。

加重《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下的最高刑罰,雖是一項首要步驟,但香港要有效遏止犯罪網絡資金提供,立法機關便須跨前一步。由於野生生物罪行具跨國性質,而香港又成為野生生物販運中心,故將第586章的罪行涵蓋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中,實在是刻不容緩。

Jurisdictions: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韋凱雯為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專業學系副教授及香港大律師公會會員。她教授、研究和出版動物福利法和野生動物犯罪方面的知識,是香港政府動物福利諮詢小組法律工作組和警察動物守護計劃的成員。她是一名國際專家小組的成員,該小組為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驗證關於野生動物犯罪刑事司法對策的第三級研究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