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雷瓦強制令未能有效執行時-向第三方作出追索

多年以來,馬雷瓦強制令(Mareva injunction,又稱「資產凍結令」)是一把供訴訟人員運用的「堅實利劍」,Donaldson LJ 在 Bank Mellat v. Nikpour (Mohammed Ebrahim) [1985] FSR 87 CA 一案中,形容它的威力是兩件「法律核武」中的其中一件;另一件法律核武則為「安東皮勒命令」(Anton Piller order)。Donaldson LJ的這一說法並無不妥,因為:馬雷瓦強制令可對被告人享有的「所有權權利」作出干預,具有相當大的侵入性。此外,馬雷瓦強制令本身可以在作出判決前和以單方面形式行使,對另一方構成重大壓力,任何人違反這項命令,有被控以藐視法庭之虞。

如果發現被告人有任何可疑之處,律師無可避免地都會建議其當事人運用馬雷瓦強制令(另加要求披露資產的命令)。鑒於涉及互聯網和電子郵件的詐騙案件日漸增多,使用馬雷瓦強制令以確保款項能夠及時追回而不致被轉移的情況也日益普遍。

然而,隨著國際資金轉移的速度日趨加快,故有時即使獲得法庭頒發緊急馬雷瓦強制令,但亦經常難以避免資產被轉移。即使及時獲得法庭頒發馬雷瓦強制令,但原告人仍然需要克服許多其他問題,包括:有關案件涉及多過實體、當中可能存在複雜的企業架構、資金轉移、以及實益所有權等各項問題;原告人需要將馬雷瓦強制令送達給適當的實體(尤其是銀行),並須由這些實體有效地執行該強制令的條款。只要在任何一方面出現缺失或遺漏,都有可能導致這件「核武」失效。

近期的一宗案例 Grasberg Capital Asia Ltd v. Bank of Communications Ltd [2017] HKCFI 2013 (13 November 2017) (‘Grasberg’),重新就這方面的若干爭議點進行探討,也就是:被送達強制令的一方(在該案中,指一家第三方銀行,它被指持有據稱由被告人實益擁有的款項),它在遵從該強制令方面,須承擔甚麼程度的責任;以及,當有關的馬雷瓦強制令未能防止相關資產流失時,將涉及甚麼民事法律責任此等較為實際的問題。

馬雷瓦強制令的起源、效力和實施範圍

根據《高等法院條例》(第4章)第21L(1)條,香港原訟法庭獲得授予權力,可「在原訟法庭覺得如此行事是公正或適宜的所有情況下,授予強制令……。」

儘管該項涉及範圍甚廣的條文,其出處可追溯至19世紀(第21L(1)條主要複製自1873年的Judicature Act第25(8)條),但就我們今天所知,馬雷瓦強制令的起源,關乎Lord Denning MR在Nippon Yusen Kaisha v. Karageorgis and another [1975] 3 All ER 282 (22 May 1975) 一案中僅有一頁的判詞。Lord Denning MR根據 Judicature Act第25(8)條頒發一項強制令,批准一名船東所提出的要求,將船隻租用人在倫敦數家銀行所存放的款項凍結,從而「促使該些接獲有關通知的銀行,提防該等款項被人提走」。

一個月後(1975年6月23日),Lord Denning MR在Mareva Compania Naviera SA v. International Bulkcarriers SA [1980] 1 All ER 213一案中,頒發另一項針對船隻租用人並有利於案中船東的資產凍結令:

「倫敦的一家銀行裡,存放了一筆在該等船隻租用人名下的款項。該等船隻租用人對該筆款項擁有控制權,可隨時對它們加以處置,又或是將其轉移往海外。倘若如此實行,這些船東便永無取回其船租之日……本席認為,法庭必須頒發強制令,限制船隻租用人處置該筆目前存放於該家倫敦銀行的款項,直至法庭對有關訴訟展開審訊或作出裁決為止。」

馬雷瓦強制令亦由此產生-即是說,原告人若取得勝訴,被告人擁有的資產便可予以凍結,以免他在預期自己將會敗訴的情況下,預先對自己的資產作出處置,以致法庭的判決無法落實執行。

馬雷瓦強制令這一司法用語,自該案之後日漸通行,而《實務指示》第11.2項所載的標準表格亦被廣泛採用。香港法院所頒發的馬雷瓦強制令,其涵蓋範圍相當廣泛,可禁止移離、處置、或縮減相關資產的價值(不論其是否在被告人的名下,或是否由他個人或與其他人共同擁有),達至某一個特定的價值;如可能的話,原告人可具體列明各項特定資產。此外,在一般情況下,亦會同時作出須對在若干金額以上的資產作出披露的透露命令(Discovery orders)。

馬雷瓦強制令的適用範圍亦已有所擴大,香港法院有權頒發在「全球」實施的馬雷瓦強制令,凍結位處本港或海外的資產,以支援該等在香港或外地進行的訴訟程序(儘管香港法院頒發一項於全球實施的強制令,從而支援在外地進行的訴訟程序,這一做法並不常見)。這情況讓馬雷瓦強制令在跨境爭議方面,得以作為一項潛在的有力工具(被告人在香港若擁有某種聯繫或資產,情況更是如此),並讓其得以更有效地發揮其功用。

若干實際考慮因素及Grasberg案

現時我們好像無視一個問題,那就是:馬雷瓦強制令可以如何落實執行?如果出了問題,誰人需要承擔責任?

馬雷瓦強制令是否能夠有效執行,這須視乎持有相關資產並須遵守該命令的人士和實體會否遵從有關命令而定,而當中包括被告人之款項存放於該處的第三方銀行。

上文提及的《實務指示》第11.2項所載的該份獲司法認可的標準表格(其內容類似英格蘭及威爾斯的《商事法庭指引》附錄11第16段),明確地將違反該項命令所導致的被懲處後果,延伸至銀行或其他第三方:

「第三方

本命令的效力。任何就本命令接獲有關通知的人士,如果蓄意協助或容許他人違反該命令,此舉屬於藐視法庭,而作出此等干犯行為的人,有可能會被判監禁、罰款、或予以沒收資產。」

然而,假如某第三方並無有效地執行該命令,原告人對該第三方享有如何的民事追索權利呢?

Grasberg一案中,原告人取得了針對被告人的馬雷瓦強制令,並將該命令送達一家持有被告人若干資產的銀行(下稱「該銀行」)。但結果是,被告人仍可從他在該銀行所開設的各個帳戶中,將其存款提走,而該些帳戶,是以原告人實益擁有的數家公司之名義開立的(下稱「帳戶」)。原告人其後向該銀行提出侵權申索,指該銀行在遵從有關的馬雷瓦強制令方面,沒有履行其應盡責任和採取合理的謹慎措施,以致原告人蒙受經濟損失。原訟法庭的Master Chan(聆案官)所須審理的爭議點是:應否就原告人指該銀行沒有履行在普通法下的謹慎責任,剔除其向該銀行所提出的侵權申索。

Master Chan裁定該銀行不需要履行有關的謹慎責任,並指出假如銀行必須履行這項責任,這將會是不公正、不公平和不合理的(根據英國上議院在Her Majesty’s Commissioners of Customs and Excise v. Barclays Bank Plc [2006] UKHL 28 (下稱‘Barclays’) 一案中所作的評論)。Master Chan認為我們不能將Grasberg 與Barclays 一案(上議院在這宗案件中,推翻了英國上訴法院所曾作出的一致裁決,並裁定案中的銀行勝訴)相提並論,理由是Grasberg涉及一項內容寬泛的馬雷瓦強制令,當中甚至沒有清楚列明有關銀行帳戶的號碼。

Master Chan明確遵從及援引上議院法官在Barclays一案所作的裁決。因此,仔細檢視該案的裁決理據,可為我們帶來相當大的幫助,並且我們從中可以察覺到,儘管上議院一致裁定,該銀行不須對原告人履行謹慎責任,但該院的五名大法官也許認為,他們需要就其推翻上訴法院的判決提供理據,因此各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雖然我們未能將該五名大法官的判詞逐一臚列,但也在下文整理了從他們的發言中所顯示的一些共同看法:

a) 該銀行並不自願承擔責任:該銀行並非有如Hedley Byrne & Co Ltd v. Heller & Partner一案中的諮詢人所需承擔的責任一般(若非有卸責聲明的話),須對原告人承擔責任,因為假如規定該銀行必須遵從有關的馬雷瓦強制令,這將會對它構成一種負擔-銀行與原告人之間的關係,絕不可以說是「相當於合約」(從而產生 Hedley Byrne & Co Ltd v. Heller & Partner一案之下的謹慎責任),因為「自願性質是任何合約的訂立要件,而該銀行的情況卻完全屬於非自願」;

b) 不得對該銀行作出依賴:原告人如欲凍結被告人的銀行帳戶,便必須先尋求法庭的濟助,這意謂:當被告人的銀行帳戶被法庭下令凍結,及當銀行接獲有關的通知後,原告人可「期望」,但不可「依賴」銀行尊重該馬雷瓦強制令;相反,「原告人是依賴法庭去確保該銀行不會藐視該項命令,而假如銀行不予遵從的話,法庭可對其施加懲處」-原告人對法庭所作的此等依賴,實乃「法例所提供的唯一濟助」;

c) 銀行須遵從法庭的指示:馬雷瓦強制令所具有的「司法權力……只可以由法庭行使,法庭有權懲罰違反該項命令的人」,而「法庭所發出的文件,並沒有顯示有其他濟助可供援引」,這意味著,「接獲有關通知的一方只須向法庭履行其責任」- 不論如何,如果馬雷瓦強制令被視為有若成文法下的責任,這情況便「等同於問大家:成文法下的責任,是否可以產生普通法的謹慎責任……[而]答案是否定的:參見 Gorringe v. Calderdale Metropolitan Borough Council [2004] 1 WLR 1057一案」,因為馬雷瓦強制令「含有自身的濟助方法,而它所延伸的範圍亦僅止於此」;

d) 該銀行須承擔更高程度的過失責任:有別於在馬雷瓦強制令的標準表格下,被告人所須履行的遵從責任(那是一項嚴格法律責任),該銀行必須已達至具有較高程度的犯罪意圖(即是說,「在明知的情況下提供協助」),才可以被指違反了馬雷瓦強制令 -事實上,「如果有關的疏忽訴訟,是向接獲通知的一方(它容許馬匹從馬廄逃脫),而非向將該匹馬騎走的馬主提起,這結果會令人實在覺得稀奇。」

上議院及Master Chan分別將其案件中的原告人所提出的申索剔除,理由是他們未能顯示,案中存在基於未能履行謹慎責任而產生的合理訴訟因由。

原告人面對如何境況?

在今天看來,該等法例是合理和清晰的:接獲有關通知的銀行,無須向原告人履行任何責任,確保某項馬雷瓦強制令將得到有效執行。

原告人在今天仍有權就銀行未能確保馬雷瓦強制令的執行,向比如說,該銀行的一名董事提起交付審訊的法律程序。然而,即使該項訴訟獲得勝訴,對於原告人而言,那也只是一種聊勝於無的安慰,難以取得任何實質金錢利益。如果涉及跨境爭議,持有資產的一方甚至可能並非身處香港,在這情況下,提起交付審訊的法律程序所能夠產生的實際作用將更為有限。

面對此等情況,Lord Bingham在Barclays一案中所作的評論,也許仍能給予原告人一絲寄望。Lord Bingham指出,對藐視法庭行為作出懲處的權力,並不能像是「一頭紙老虎,有如Colman J在 Z Bank v D1 and others [1994] 1 Lloyd’s Rep 656一案的裁決中所指出的一般」。在該案中,法庭對一家在遵從馬雷瓦強制令方面,看來存在嚴重疏忽的銀行發出了一項資產扣押令,但法庭同時下令延緩執行該資產扣押令14天,好讓該銀行能夠將那些在其違反馬雷瓦強制令的情況下被提走的款項重新填補。

值得注意的是,上議院法官Lord Walker(其中文名稱是華學佳勳爵,現為香港終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看來是對Barclays一案所涉及的銀行寄予最少同情的一位法官。Lord Walker指出:

「如果該問題只會對銀行造成影響,我不會倉卒地作出結論稱:因為不小心而沒有遵守資產凍結令,並不存在任何法律責任方面的問題。銀行現時在針對清洗黑錢和其他類似的活動方面,面對極為嚴格的法律監督和可能懲處,因此它們必須明確知悉其客戶的狀況……任何由英國稅務海關總署 (HM Revenue and Customs)取得的資產凍結令,銀行均必須以謹慎、迅速和警惕的態度來應對,以符合社會大眾的利益。」

Jurisdictions: 

富而德律師事務所 高級律師

Jonathan擁有廣泛的執業經驗,涉及國際監管和內部調查,跨境訴訟及仲裁。他注重的領域包括金融機構,製藥,私募股權和消費品,並就這些領域的廣泛問題提供諮詢。

富而德律師事務所 知識律師

Peter是一位從事一般民事訴訟的律師。Peter曾是香港大律師公會的會員,並持有奧斯汀得克薩斯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他還積極參與有關庇護和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人士問題的「富而德」公益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