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SAR v Chu Chi Ho
上訴法庭
刑事上訴案件2016年第28號
上訴法庭副庭長楊振權 上訴法庭法官潘兆初 上訴法庭法官彭偉昌
2017年8月3日

新近投訴 — 問題是,被控罪行不是性罪行但引起控罪的行為是性罪行,這個情況下,新近投訴會否獲接納為證據 — 然而,這宗案的證供不是關於新近投訴的證供而是關於思想狀態的證供 — 錯在接納證供為新近投訴證供,不過錯誤沒有導致審判不公 — 使用 「但書」

經審訊後,被告人被裁定一項「藉公職作出不當行為」罪罪名成立,控罪詳情是,被告人身為擔任公職的人,即警長,於2014年5月28日或前後日子,在油麻地廟街一房間內,「在執行公職過程中或與公職有關的事上,無合理辯解或理由而故意及蓄意作出可構成罪行的不當行為:(a)表露自己的警察身份,促致X向他提供性服務;及(b)威脅X在[2014年5月28日]的 3小時內離開香港境域,否則[她]會被拘留7天。」X返回中國內地。X是中國人,她從內地來香港做妓女。控方援引證供指出,X一回到內地即告訴L涉案事件,內容與她對被告人的指控一樣。X在香港的房間是從L租來的;另亦援引證供指出,L叫X別怕及應該返回香港。在被告人針對定罪的上訴中,被告人代表大律師辯稱,在法律上,X告訴L的並不構成新近投訴,不可獲接納為證供。

裁決 – 駁回上訴:

  • 答辯人以昆士蘭上訴庭(the Queensland Court of Appeal)判決的R v Kovacs案為依據,主張新近投訴的規定延伸至被控罪行不是性罪行但引起控罪的行為是性罪行的案件。在這宗案件,引起控罪的行為是以威脅手段促致他人作非法的性行為,違反 《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119條。就引起控罪的行為而言,受害人同意與否不是爭論點。違反第119條的罪行是性罪行。然而,根據上訴法庭所有的有限資料,新近投訴總離不開一些情況,這些情況是,「受害人沒有同意」是證明罪行(例如強姦)的關鍵,或者是法律不承認受害人的同意為有效同意(例如與未成年人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非法進行性行為),因此「受害人的同意」不是抗辯理由。在上訴法庭席前的資料之中,沒有一種情況是受害人有能力給予有效同意又的確作出了同意,但其作出的同意不能否定犯事者的法律責任,而法庭有應用這種排除原則的例外情況的。
  • 案中聲稱的不當性行為性質特殊,上訴法庭即使應用R v Kovacs案,也不願意認為X和L的電話對話可獲接納為新近投訴證供。暫委法官本該接納電話對話――或至少一個說法――作為關於思想狀態的證供,以解釋X怎麼會在離開香港數小時後又返回,他是錯在接納電話對話為新近投訴證供。
  • 環境證供是一面倒的,暫委法官完全用證供定調,信納控方證人全部可信,他在新近投訴方面所犯的錯沒有造成審判不公,因此應當使用「但書」駁回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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