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律師

盡量投入資源,增加收入,提升律師行的地位,是律師行當前持續面對的挑戰。傳統上,法律界一直跟不上科技發展,但這些挑戰為律師行帶來巨大壓力,以跟上更善用科技、鼓勵採用新技術和新系統的機構的腳步。因此,數碼化和科技主導環境令一種新型律師崛起:T型律師。

T型律師

結合深厚的法律知識和技能,能進行跨領域有效協作,新時代的律師通常擁有:

  • 深入了解影響律師行和行業的法律問題、風險和變化
  • 業務知識和技能,如服務提供、項目管理、財務敏銳度
  • 將法律和業務知識結合,以理解、確定優先次序和提供問題解決方案的能力
  • 優秀的溝通技巧
  • 情緒智商、自我意識和其他軟技能

現代T型律師的崛起巧妙地與千禧世代勞動力的特徵吻合,這並非偶然。千禧世代進入機構,對各行各業帶來衝擊,在這方面的討論已有不少。在律師行,千禧律師的需求與過去的合夥人完全不同。他們要的不是聲望和補償,他們重視技能、工作與生活平衡,希望不斷提高技能和接觸法律的新方面工作。對新體驗的渴求,包括改善公司法律工作的方式,而這種創新文化的關鍵是法律科技。

這種思維方式的轉變引發了一個問題:如何才能最好地為學生未來的法律執業作好準備?答案並非訓練他們使用現有的技術,現今的學生很可能無師自通;也不是為他們提供更多的知識,因為知識用一點機智就能輕鬆找到。

「我經常說,作為律師,你需要作的唯一事業決定,如在商業世界你需要定的唯一策略,是你想與機器競爭還是建造機器?當然,我們這一代人將重新定義法律執業的方式。」

– Richard Susskind

事實上,史丹福大學法律學院和波士頓沙福克大學等大學正為學生提供必要的技能,令他們成為全面發展的律師,多學科課程結合法律研究與電腦科學、數據分析和流程管理等其他領域。這些課程不僅專注於科技如何有效淘汰合同或法律研究等常規和繁瑣的工作,而且還開始鼓勵對法律科技感興趣的人轉向構建技術。例如,史丹福法律信息中心CodeX旨在實現數據科學家、設計師、具有變革思想的研究生和企業家的倡議,這些倡議可能改變律師的工作方式。

在亞洲,許多法律界人士認為他們在法律科技和創新發展方面遠遠落後於美國或英國。最近,湯森路透與行業專家舉行了香港法律教育狀況的圓桌會議,由湯森路透Legal Executive Institute科技與創新平台主管David Curle主持。與會者一致認為,人們對法律教育應跟上法律創新的興趣日益濃厚,應制定更多反應這個情況的法律教育課程。

香港的大學開始將法律教育視為商業而非專業。當我們考慮到現今學校的工作不僅是教育,更重要是為學生投入勞動力做好準備,這是一個重要的轉變。在圓桌小組討論期間,Telstra Supervising Counsel和CLOC(Corporate Legal Operations Consortium) 香港分會的創始人之一Lauren Ellison討論了法律學院在這種心態轉變中的企業視角,並表示現代律師不可能是只精通法律,相反,他們應該有能力成為項目經理、改革經理和了解科技和戰略的領導者。

儘管如此,為未來打造現代律師的責任並不僅只在學校身上,而應由法律生態系統中的所有關鍵角色平分。畢竟,如果僵化的司法制度未能現代化,培養最懂善用科技的律師將會毫無意義。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院長Geraint Howells教授指出,與美國和英國的同業相比,中國法院已經採取了大量措施來實現法院程序自動化,預計將刺激現代化和鼓勵其他領域的創新。

對於律師行來說,今天就要開始行動,確保這批學生投入勞動力時,正確的思維方式和基礎設施已經到位。小組討論講者、香港替代性法律服務提供商KorumLegal的創始人兼董事Titus Rahiri指出,傳統的參與者需要認識前瞻性思維的必要性,尤其是他的ALSP增長直接源於對香港的市場參與者缺乏創新的挫敗感。比較香港與其他地區,越來越大的差距不能忽視,澳洲和新加坡在這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後者將政府資金投入法律創新。

Rahiri強調,千禧世代或未來的Z世代律師,通常會避開傳統的道路。他們更傾向選擇領先時代、接受變革的律師行,更好地預測和滿足客戶和員工的需求。因此,即使律師行希望僱用具有科技技能和適當法律知識的員工,也應該考慮以工作流程和科技來補足現行的流程,從而令員工的法律工作更加便捷順暢。

最後,投資於法律科技除了能吸引人才,還可帶來其他好處。它能減少冗餘任務,提升生產力,促進標準化,降低風險。法律科技幫助有法律背景和無法律背景的員工合作,以實現共同目標。當然,僅僅投資於新科技還不夠,企業也應提供適當的入職培訓。通過這種方式,律師行可令現有和未來的合夥人更好地適應,以及為即將入職的人員提供他們滿意的工作方式。

Jurisdi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