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ght Hassall 案的程序性爭議

伍爾夫勳爵(Lord Woolf)於1999年事實放棄了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民事訴訟程序規則(載於White Book),並以新制訂的規則取而代之,宗旨是要做到「簡單而明確」。

英格蘭和威爾士持續對其民事訴訟程序進行修訂,而這項工作現時仍在進行。

可惜的是,從實際情況觀之,伍爾夫勳爵的心願並未能達成。該本原來不太厚的White Book ,經修訂之後,體積比前更為龐大。此外,附帶訴訟的數量也在不斷上升,而當中大多涉及技術性的爭拗。

隨著修訂程序的持續進行,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也大幅增加。這情況的出現,是基於各種不同原因,特別是因著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法律援助幾乎全被取消的緣故。

英國最高法院就近期的一宗案件 (Barton v. Wright Hassall LLP) [2018 UK SC 12],於2018年2月21日以三對二的比數裁定,在民事訴訟程序規則的解釋和實施方面,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不會獲得給予特殊待遇,而該法院也因此無可避免地,須處理什麼構成有效送達(service)的問題。

該案所論及的法院規則,雖然與在香港實施的並非完全相同,但有關的裁決仍對香港具參考價值和一定的重要性。

司法機構(及其他各方)關注到在法庭所審理的案件中,有越來越多訴訟人並無聘請律師。由於他們不熟悉和少遵循訴訟規則,以致審訊時間經常超過原來所需時間。儘管較高層級的法院所審理的案件,也有訴訟人沒有聘請代表律師,但這情況在區域法院較為常見。在後者所審理的案件中有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是至少有一名訴訟人沒有聘請律師作為代表。由於區域法院的司法管轄範圍,即將從100萬元提高至300萬元,以及由於申請法援的財務資格限額過低,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只會繼續不斷增加下去。

案件背景

1999年,上訴人Mr. Barton在其離婚訴訟完結之後的附屬濟助法律程序中,聘請了Bowen Johnsons律師事務所作為其代表。他在2005年向該律師事務所提起訴訟,指該所在擬訂關於終止附屬濟助法律程序的同意命令時,未能保障他的權益。Mr. Barton聘請Wright Hassall LLP作為其向Bowen Johnsons提起訴訟的代表律師,而這情況一直維持至2007年5月。之後,雙方因法律費用問題產生爭議,Wright Hassall獲准終止作為Mr. Barton的代表律師。

Wright Hassall就訟費事宜向Mr. Barton提起訴訟,而Mr. Barton亦同時向Wright Hassall提起專業疏忽訴訟,並最後產生了由最高法院所作的裁決。在該宗專業疏忽訴訟中,Mr. Barton起初是親自行事。他根據一份於2013年2月25日發出的「申索表格」(本質上與令狀相似)展開有關的法律程序。

現行規則明確規定,申索表格是由法院送達被告人,但發出表格的一方有權選擇自行送達,而Mr. Barton當時也是選擇如此實行。他需要在4個月內將有關文件送達,而最後的限期是2013年6月25日。

Wright Hassell於2013年3月26日委託了自己的代表律師 (BLM)。同日,該代表律師向Mr. Barton發出電郵,要求他將所有今後往來的書信寄給他們。BLM其後於2013年4月27日再向Mr. Barton發出電郵,並在結尾部分稱:「本人期待申索表格和申索詳情的送達」。

2013年6月24日(即送達期限屆滿前的最後一天),Mr. Barton向BLM發出電郵,並「藉送達」附上(除其他文件外)有關的申索表格和申索詳情,並要求對方藉回覆該電郵而作出確認。

BLM是直至2013年7月4日才給予Mr. Barton回覆,當中表明他們從來沒有確認會接納以電郵方式送達。

根據法院規則,訴訟方可通過電郵方式作出送達-正如英格蘭和威爾士現時所容許的情況般-但前提是收件人須在事前已確認,他們會接納以電郵方式送達。

BLM續稱,Mr. Barton的申索表格的時限已經屆滿,但仍未獲送達,故該申索因法定時限屆滿而被禁制。

英國法院的規則與香港的不同,前者的篇幅較長。Mr. Barton在區域法院法官(與聆案官相類)的席前辯稱,他已經遵守相關規則,並曾經要求使三種送達的替代方式成為有效,又或是延長有關的送達時間。

Mr. Barton最後敗訴,法庭下令如果他要提出上訴,只能夠以使其所作的「送達」成為有效,作為提出上訴的理由。在其後進行的聆訊中,皆以藉電郵方式送達乃屬無效(就該案件而言)作為基礎,而當中唯一需要考慮的問題,乃應否使其成為有效。

在隨後的各級審訊中(包括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時效乃Mr. Barton的申索失敗之主因

多數裁決

Lord Sumption下達了由多數法官所作出的判決,裁定規管英格蘭和威爾士之文件送達的規則(第6部),其在性質上,與免除訴訟人因沒有遵守相關規則、實務指示或法庭命令而須受「制裁」的其他規則有所不同。Lord Sumption稱,第6部尤其涉及與送達申索表格有關的規則,因此「需要對其作出特殊的,並非必然適用於其他正式文件的考慮…」,而「其主要分別,在於紀律性的因素較不重要」。

他指出,使不合規的申索表格送達成為有效,其「良好理由」是關乎對實際情況的衡量,而非倚賴過度的分析或對案例的援引。隨後,他引述最高法院在Abela v. Baadarani [2013] 1 WLR 2043一案的裁決中所訂立的原則。該案裁定,送達的最重要目的,是為了確保收取有關文件的人,能關注到該些文件的內容。此乃一項重要因素,儘管知悉申索表格中的內容的存在,並非作出命令,使不合規的送達得以成為有效的良好理由。

Lord Sumption續稱,「在一般的情況下」,主要的相關因素大致為:

i) 申索人(原告人)是否已採取合理步驟,依據相關規則完成送達;

ii) 在申索表格的期限屆滿之時,被告人及其律師是否已知悉當中的內容;及

iii) 假如不合規的申索表格送達得以成為有效,被告人會因該等溯及既往的舉措而蒙受什麼損害(並須考慮其對當中的內容有何知悉)。

Lord Sumption裁定,儘管Mr. Barton所作的送達,確實能讓BLM留意到該申索表格,但此舉並不足夠,因為如何實行也是同樣重要。他指出,法院規則必須確立若干能讓被告人知悉有關送達的正式步驟,從而得知一個確切時點,以作為採取進一步行動,又或是法庭作出欠缺行動之判決的時間計算依據。

他續稱,如果申索表格已經發出,那麼與時效有關的時間計算便告停止,亦因此,該申索表格的有效期,乃相當於該法律程序可有效展開之前的時效期限的延長。

Lord Sumption亦提出一些與電子方式送達有關的問題,但此等問題目前與香港並無關連。Lord Sumption指出,基於所提供的法律援助的限制性及按條件收費協議,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訴訟人沒有為自己聘請代表律師,確實並非單純是一項選擇。此等情況,為法庭在案件管理決定的作出、聆訊的進行等方面,給予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寬容提供了理據。「然而,在遵守法院的規則和命令方面,讓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得以適用一個較低的標準,此舉並不恰當。」

他指出,「基本目標」要求法院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強制當事人遵守有關規則。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並不屬於香港的法院規則之下的「基本目標」(參看第1A號命令第1條)。

Lord Sumption稱「該等規則提供了一個平衡雙方權益的架構。倘若沒有聘請代表律師的訴訟人在遵守該等規則方面,比聘請了代表律師的訴訟人獲得更大的寬容,這一平衡便無可避免地會受到影響。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所享有的任何有利之處,相應地成為了另一方所須面對的不利之處…除非有關的法院規則和實務指示確實無法查閱和令人難以理解,否則要求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熟悉與其所採取的步驟有關的規則,此舉實屬無可厚非。」

Lord Sumption接著否認該等法院規則和實務指示乃「無法查閱和難以理解」,因為它們可透過互聯網查閱得到!

Lord Sumption稱,BLM「並沒有責任告訴[Mr. Barton]」有關的送達不具效力,又或是告訴他應當採取什麼步驟來糾正有關情況。

Lord Sumption似乎認為:如果可使該案的送達成為有效,被告會因此被剝奪以時效作為其抗辯理由。我們試比較Lord Briggs的看法。

少數裁決

Lord Briggs(代表少數法官的意見)提出異議,認為應判處Mr. Barton上訴得直。雖然Lord Briggs留意到Abela一案的附帶意見(見上文),但他認為不可忽略當中的第二個重要目的-就是通知收件人,讓他知悉有關的申索不僅已草擬完成,並且已在某日期向被告實際提出。換句話說,該等文件的內容已藉送達而向另一方傳達,而並非僅供其參閱。只有完成送達,法院才可以向收取該等文件的被告人行使司法管轄權。

Lord Briggs認為,如果與該送達(藉電郵)有關的規則,其所欲達致的目的皆已達致,這至少從表面看來,已構成使該送達成為有效的良好理由。

他認為,Mr. Barton嘗試透過電郵來送達申索表格和申索詳情,完全達致藉該電郵來進行送達的規則所欲達致的目的。首先,雙方均認為被告(通過其代表律師)藉該電郵而對有關的申索表格之內容具有全面性的了解;其次,該申索表格的送交,是表明為了「向閣下送達」,因此並非僅供其參閱;第三,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收取有關文件的律師事務所因沒有制訂充分的監管程序而受損。

Lord Briggs顯然並不同意Lord Sumption的見解。他表示關於「使送達成為有效,會剝奪被告人以時效作為抗辯理由」的說法,不可作為一項反對使送達成為有效的考慮因素。被告人的律師知悉,原告人曾嘗試在申索表格的期限屆滿前把文件送達,故Lord Briggs認為,假如被告人能夠以時效作為其抗辯理由,這純屬「意外收獲」。

Lord Briggs指出「除了[民事訴訟程序規則]現時所規定的極為有限情況外,關於法院規則的遵守,我們不能對聘有代表律師的一方持一種態度,而對無律師代表的一方又持另一種態度,否則將會造成不公,而如果要普遍免除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的遵規責任,這就更是大可不必…」

Lord Briggs表示,使送達成為有效的良好理由,並非因為Mr. Barton是一名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而是他嘗試透過電郵來送達文件。這一做法,已達致現行規則所欲達致的所有相關目的。

結語

儘管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相關案情達至不同的結論,但他們看來都認為,就遵守「紀律性」的法院規則而言(此等規則有別於案件管理或進行聆訊的規則),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不應享有特別寬容的對待。

香港終審法院就如何在該法院進行訴訟,試圖透過網站向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提供指引,但當中的內容十分有限,至於它(或香港較低層級的法院)是否願意參考英國在處理有關事宜方面所運用的原則(其所依據的程序規則並不適用於香港),這仍有待日後的觀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終審法院在近期的HKSAR v. Chan Kam-Shing (FACC 5 / 2016) 一案的裁決中,已表明在某程度上,它不欲依循英國最高法院的裁決。

Jurisdictions: 

Nicholas Millar是一名事務律師及民事高等法院的出庭代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