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司司長 訴CMT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訴法庭 法官朱芬齡、彭偉昌
2020 年10 月30 日、11 月13 日

案情

第一及第二被告人犯事時的年齡是14歲,他們都承認參與一個歷時超過一小時,有大約一百名示威者參與的非法集會。大多數示威者都是被動參與,但當中有一些人向警方的封鎖線掟磚頭及汽油彈,有財物受損但沒有人受傷。裁判官裁定示威者的舉動可能是意圖阻止警方向前推進,但沒有意圖傷害警務人員;因此,該非法集會並非同類之中最嚴重,儘管其為大型和涉及暴力;而被告人所扮演的角色相對而言是被動的。裁判官在收集了被告人的感化官報告及社會福利主任報告後(他們皆無犯事紀錄),撤銷他們在《少年犯條例》(第226章)第15(1)(a)條下的控罪(撤銷令),並根據《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第213章)第34(1)(b)及(d)條將他們交由父母看管,以及交給一名社會福利主任作12個月的須接受特別條件的監管(照顧保護令)。律政司司長申請覆核該撤銷令及照顧保護令。

裁決:批准覆核申請,撤銷該撤銷令及照顧保護令,並基於以下理由,分別改判第一及第二被告人須接受條件的12個月感化及80小時社會服務:

  1. 撤銷控罪的意思是,儘管法庭認為該年青罪犯有罪,但並不對其作出任何定罪紀錄。這是處理該等罪犯的最寬容做法。它並不具有任何懲罰元素或阻嚇作用,因此是將重點明確地移往罪犯的自新方面。一般而言,只有當所觸犯的罪行屬於輕微,或犯罪情況溫和或大幅度地減輕罪犯的罪責(例如僅涉及輕微判斷錯誤,或不可預期地突然完全失控,又或是屬於與罪犯原來的良好品格及行為不符的單一事件或作為,又或是基於罪犯的個人情況而存在強而有力的減刑理由,以及該罪犯真正有悔意),法庭才會被勸說撤銷相關控罪 (R v Brown, ex parte Attorney General [1994] 2 Qd R 182 適用) 。(參看第20段)
  2. 在根據《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第34(1)條下的照顧保護令來處理兒童或少年案件之前,必須先令法庭信納,其乃在第34(2)條所述的四項法定準則的其中一項或以上的範圍之內。假如代表律師提出或感化官認為該命令合適,他便應當向法庭提供所需協助,包括指出該等法定準則該如何符合有關情況。本案並沒有如此實行,因此並不令人滿意。假如只是按罪犯需要照顧及保護等一般性意義來處理,這並不充分。(參看第21–27段)
  3. 裁判官裁定被告人只是扮演較為被動的角色,並沒有參與暴力或鼓勵其他人如此行,這顯然與證供不符。被告人被發現有時站在示威者前方;第一被告人使用雨傘來遮擋其他朝警方封鎖線移動障礙物的示威者,使他們難以被識別;第二被告人用手給後面的人打訊號,指示他們停止或退後。支持作出撤銷令及照顧保護令的事實根據(其將重點完全放在被告人的自新方面,完全沒有考慮給予懲罰及阻嚇)並不成立。這是在原則上犯錯,上訴法庭因此有權作出干預,就判刑進行覆核。(參看第24,31,38,47段)
  4. 由於被告人觸犯了嚴重罪行,因此儘管他們年輕,但仍必須對懲罰、判刑及譴責等判刑因素作出適當權衡。尤其是,由於那是一宗大型非法集會,涉及相當程度的暴力,因此法庭在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案件中的指引完全適用。持續而堅定地運用具阻嚇性的刑罰,對於維持涉及香港的和平及安寧方面的公眾利益十分重要(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2018] 2 HKLRD 699、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2018) 21 HKCFAR 35、 律政司司長 對 SWS (CAAR 1/2020, [2020] CHKEC 865) 等案適用)。(參看第39–42段)
  5. 在權衡罪行嚴重性與被告人罪責以及他們的個人情況方面,因後者而產生的兩項特徵值得給予更緊密關注。由於被告人在犯案時年紀極輕,思想不成熟及衝動,容易透過接觸社交媒體而受到不當影響,缺乏充分自律和控制,沒有仔細思想因觸犯目前罪行而犯法所帶來的嚴重後果。這些考慮因素傾向緩減他們的罪責。第二,第一被告人有精神健康問題的紀錄。雖然並沒有證據將她的精神健康問題與她觸犯目前的罪行連在一起,但法庭不能忽視她的精神狀況有嚴重惡化的真正可能,如果對其判處重刑,她會有傷害自己的可能。此外,兩名被告人都有悔意,這是他們可以獲得減刑的因素。(參看第48–51段)
  6. 權衡所有相關因素後,頒發撤銷令及照顧保護令均在原則上犯錯,並且明顯不充分。適當的判刑必須包含充分的懲罰元素及阻嚇,另一方面亦須能照顧被告人的自新及福祉。作出定罪紀錄方面的公眾利益,不會被被告人關注其所產生之影響所超越(R v Patrick [2020] QCA 51 適用)。(參看第52–54段)
  7. 在取得和考慮感化官報告及社會服務令的合適性報告後,對被告人作出即時監禁的判刑並不合適。在實地進行的社會服務工作,可能會使第一被告人的精神問題惡化。基於第一被告人的非常特殊情況,社會服務令亦並不適合,餘下的合適選項便是感化。關於第二被告人方面,感化令對他來說是過於寬大,亦不能充分反映他的罪責(其罪責較第一被告人嚴重)。在一方面適當權衡懲罰及罪責,另一方面適當權衡自新後,對第二被告人來說,社會服務令(其填補了監禁刑罰及感化令的缺口)是最適合的刑罰(Secretary for Justice v Li Cheuk Ming [1999] 1 HKLRD 63、律政司司長 對 SWS (CAAR 1/2020, [2020] CHKEC 865) 等案被考慮)。(參看第61, 65, 68–70段)

判刑覆核申請

此乃由律政司司長提出的申請,要求覆核常任裁判官何俊堯在兒童法庭就兩名少年被告人各自承認非法集會的控罪後所頒發的撤銷令及照顧保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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