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董事學會主席 陶榮博士

 陶榮博士在過去幾十年擔任過許多職位。他是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前秘書長,是香港爭議解決的先驅之一,在提升香港的樞紐地位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他還當過調解員、特許仲裁員和法律教授。他亦擔任過多個行業機構的主席或董事會成員。目前,他是香港董事學會主席,在接受《香港律師》訪問時,他討論了這個職位和事業生涯的其他方面。

陶博士事業出眾,背景也非一般。他告訴《香港律師》,原本的事業路徑與現在完全不同。在蘇格蘭獲得電子製造工程學士學位後,他回到香港,開始在一間大型航空公司當航空電子工程師。

後來,他轉任過公司內的各個職務,「包括建築和設施服務、財務、維修、企業發展和採購」。然而,儘管陶博士能在職場上大展拳腳,但他的目標卻不止於此。在該公司工作了一年後,他申請加入公司的飛機師學員計劃。

他說:「我通過了所有評審,除了視力測試,因為我有近視,直到今天我還有近視。」否則,他的事業生涯可能會截然不同。他說:「如果我的視力良好,我會當上商業飛機師。」

但是,這並沒有令他裹足不前。他改變了策略,未能從飛機駕駛艙俯視一切,他選擇了專注細節。「我努力學習,不論設計簡單或複雜的系統,包括飛機上的一些小工具(例如每個座位上的個人電視系統)。」

在擔任該職位期間,他最大的成就是Lockheed Tri-star L1011的退役。他要把飛機按機主要求的規格改裝,「這項任務是個挑戰,因為某些原來的零件已很難在市場上找到,在維修公司的專門人員協助下,我們設法複製了組件,進行認證和安裝,而且我們只有約一個月時間完成任務。」

在此期間,陶博士學到了終身受用的技能。他說:「我學會了親力親為,有效地領導團隊,而不僅是坐在辦公室發號施令。」

他補充說:「另一次,飛機機翼油箱的傳感器失靈,技師報告不能更換,我迅速穿上安全裝備,進入飛機機翼進行更換。我身高6尺3,那是一項艱鉅的任務,最終我更換了傳感器。直至今天,許多前同事和維修部門人員仍然記得我的can-do態度,我們經常聊起過去的美好時光。」

他早期對法律的興趣,為未來的事業奠下了種子。陶博士說:「在蘇格蘭留學時,看Perry Mason 和LA Law等電視劇,令我對法律產生興趣。每當董事會討論工程方面的建議時,董事都會就合同安排向律師徵求意見,每當律師講話時,所有人都專心聆聽。從那時起,我下定決心修讀法律。」

他說:「我沒有要求父母供我讀書,而是日間做全職工作,晚上兼讀法律。儘管很辛苦,但現在回頭看來還是值得的。」

在仲裁與調解領域的傑出成就

仲裁和調解在香港和新加坡迅速發展,但陶博士最初加入時,該領域正在起步。對陶博士而言,仲裁和調解的吸引力一定程度上在於處理國際案件的機會。

陶博士觀察:「我被仲裁和調解的國際元素吸引。我開始涉足這個領域時,多數人認為其增長潛力不大。然而,25年過去了,仲裁和調解現已成為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回想起這段時間裡最難忘的案件時,他說:「最令我難忘的仲裁案件之一,是當事方就某些不披露要求向仲裁庭庭長提出質疑。被質疑的庭長沒有辭任,並認為質疑缺乏理據。作為仲裁員之一,我被派與另一位仲裁員共同處理此事,那位仲裁員是工程師,沒有仲裁經驗,所以請我提供指導。我們有效地處理了此事,仲裁繼續進行,委任了另一位庭長。毫無疑問,這項工作考驗了我運用國際律師協會利益衝突指引的知識,為我提供了在仲裁環境中應對挑戰的必要條件。」

他補充道:「只有在實踐理論時,才能更好地理解過程的機制。」

他最難忘的調解案件之一與家庭事務有關。「當事各方不斷改變目標,而沒有試圖尋求妥協。雙方都沒有取消調解,而是希望調解繼續進行,調解持續了六個月。在其中一個會議期間,我決定在上午10時在咖啡店裡與其中一方進行較輕鬆的私人會議,只有侍應在場。」

他補充說:「我直接了當地問他為什麼不試圖尋找解決方案,而我得到的答案是:我不想了結,調解是個與對開會討論問題的好機會。我私下與另一方談,得到了相同的答案。直到今天,這兩個人幸福地在一起,而且與我保持聯絡。這個案例令我學會了在私人會議中使用更直接的詢問技巧,跳出框框思考,因為很多案件並不那麼直接。」

在公共服務中尋找目標

陶博士也曾出任多個公職。事實上,這些職位讓他感受良多。

他說:「我喜歡幫助別人。我相信我們必須體諒他人,有能力幫助他人時,就應該這樣做。時間不會停下來,浪費每一分鐘都會讓你後悔一生。」

陶博士由1998年至2008年擔任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秘書長,他對此職位和HKIAC都帶來了重大影響。在擔任該職位期間,他負責根據《仲裁條例》(香港法律第609章)(前為第341章)及其附屬法例,管理和任命仲裁員,以及處理與香港仲裁法和程序有關的疑問。

同時,陶博士致力在本地和國際上推廣香港仲裁和替代爭議解決服務,草擬程序和規則,並建議對仲裁法例進行修訂。

他獲HKIAC委任時,HKIAC處於赤字狀態,但在他離任時,HKIAC實現了盈餘,可健康地向前邁進,團隊的人數有所增加,仲裁和調解案件的數量亦大增。

直到今天,HKIAC在提供替代爭議解決服務方面名列全球前三名,與它在90年代的聲譽形成強烈對比,當時人們對採用HKIAC的服務存在猶豫。

陶博士與香港董事學會建立聯繫約17年。作為代表董事的主要機構,該學會旨在促進企業管治和董事專業精神,地位備受尊崇。有20多年歷史的香港董事學會傑出董事獎,旨在表揚傑出的董事會和董事,同時促進良好的企業管治。

陶博士說:「在文化建設中,培養董事和教育公眾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由於我一直擔任執行董事,所以我堅信董事會的作用,並認同香港董事學會的理念。這就是我加入香港董事學會,積極參與其使命的原因。」

他補充說:「我參與香港董事學會的許多培訓和教育計劃,其中包括傑出董事獎。它們對董事和持份者影響巨大。我很高興能夠參與籌辦這些項目,並與許多社區項目合作夥伴一起工作。」

他指出,即使面對新冠病毒疫情,今年的傑出董事獎計劃仍繼續進行。他補充說:「今年有很多優秀的候選人,我們期待看到得獎者獲得應有的獎勵,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刻,與公眾分享他們的經驗。得獎結果將於11月揭曉。」

陶博士擔任香港董事學會主席,負責多個不同領域。「我有幸負責帶領理事會,指導和管理香港董事學會。我和理事會的同事攜手合作,制定方向、政策和策略,並監督其執行情況。」

陶博士說,擔任香港董事學會主席也面對很多挑戰,在些領域要適應。「香港董事學會是非牟利機構,完全自主,不受任何一方控制。我們有獨立見解,可以很好地代表董事集體發聲。因此,政府和監管機構承認我們的地位,並經常向我們諮詢政策。」

他補充說:「但是,自主身份意味著我們財政獨立,董事並非強制加入香港董事學會,不像某些專業人士必須加入專業團體,所以我們必須特別努力宣傳形象和舉辦活動,以招募會員和尋找贊助,這點很不容易,但令我們感到欣慰的是,經過20年努力後,我們獲得了許多持份者的信任和支持。」

他解釋,香港董事學會另一方面的工作是董事委任服務:「我們的董事委任服務是一項免費的服務,可幫助公司(通常是上市公司)尋找可委任為董事的人選,特別是獨立非執行董事。」

他說:「我們的會員中有不少經驗豐富的董事,他們願意提供服務。根據公司的要求,我們會向公司介紹人選。近年來,私營公司甚至政府也採用這項服務,以尋找人選供委任加入公共機構董事會和委員會。」

陶博士亦指出,學會將有許多嶄新發展,企業應密切留意。

「在6月份,我們發表了《香港董事學會上市公司企業管治水準報告2020》。這是我們第六輪評估香港主要上市公司的企業管治績效,每三至四年進行一次。2020年的報告顯示,香港主要上市公司的企業管治表現顯著改善。對本地和國際的個人和機構投資者來說,這是個很好的基準。」

展望未來

被問及香港現行的企業管治和董事責任的監管框架時,以及與家族企業有關的問題時,陶博士認為,它們隨著時間不斷發展。

他告訴《香港律師》:「香港企業管治和董事責任的監管框架正在逐步健康發展。」

他解釋:「監管機構提出了與國際接軌和回應本地需求的改革方案。改革建議先徵詢公眾意見才進行。因此,實施改革是一個民主程序。」

陶博士說,律師在支持香港董事學會的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確保合規並協助支持更好的營商手法。

他告訴律師:「通過積極參與學會的的目標,因為企業管治理對於企業的首要目標和健康的經濟狀況至關重要。」

陶博士說:「作為企業實體的顧問,律師在確保實體遵守各種監管制度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Jurisdictions

North Asia Journalist, Thomson Reu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