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領先國際仲裁地的 堅實基礎保持不變

引言

《國家安全法》(《國安法》)引起了某些人士對香港作為國際仲裁地的未來的辯論。這些辯論不應忽視香港是亞洲首要的國際仲裁地,亦是國際上領先的仲裁地,有建立了數十年的堅實基礎,地位難以動搖。這些基礎包括完善的仲裁法律、由強大而獨立的司法機構詮釋和應用、首屈一指的仲裁機構、大量仲裁專業人員,以及對創新的承諾。這些基礎不受《國安法》影響。因此,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香港在未來數十年內將繼續擔當領先的國際仲裁地。

基礎

司法管轄區要獲認可領先「仲裁樞紐」的地位,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香港發展為亞洲首要仲裁地及全球前五位仲裁地的重要里程碑,是一群優秀商人和專業人士於1985年在香港成立了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以應對亞洲對爭議解決服務日益增長的需求;以及1989年落實了1985年的《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示範法》(《示範法》)。此後超過35年建立的基礎,並不受《國安法》影響。

首先,香港的仲裁當事方受惠於《仲裁條例》(第609章),該條例是世界上最現代化、最先進的仲裁法之一。《仲裁條例》於2011年生效,引入2006年更新的《示範法》,適用於以香港為仲裁地的本地和國際仲裁,此後定期進行修訂,以反映國際最佳做法和用者需求。《仲裁條例》引入了創新的條款,以解決緊急仲裁員濟助的執行、知識產權爭議的可仲裁性,以及第三方資助等問題。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最近一份諮詢文件提出進一步改革,容許仲裁當事方使用按條件收費協議和按損害賠償收費協議,將為香港的仲裁資助提供更大靈活度。

比《仲裁條例》本身更重要的是,多年來解釋《仲裁條例》的大量判例。香港原訟法庭有處理仲裁事宜的專家法官組。沒有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擁有如此豐富的《示範法》判例。這確保了判決的可預測性,有助香港成為全球領先的《示範法》管轄區之一。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2012年示範法案例摘要》大量引用香港的案例,反映了一點 (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files/media-documents/unci...)。

司法獨立一直是香港的基石。終審法院是香港最高級別的法院,由首席法官、7名本地常任法官和非常任法官,以及14名海外非常任法官組成。海外非常任法官均為其他普通法和英聯邦司法管轄區最傑出的法官,包括賀輔明法官、郝廉思法官、廖柏嘉法官等。

香港的獨立仲裁機構,是香港仲裁聲譽的另一個基石。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有超過35年歷史,是亞洲歷史最悠久的仲裁機構,擁有可靠的往績記錄。此外,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決策機構(例如理事會、委任委員會和程序委員會)由多元化的國際和本地爭議解決和業界專家組成,採取透明的管治架構。香港亦設有國際商會(ICC)國際仲裁院秘書處(成立於2008年)和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CIETAC)香港仲裁中心(2012年開設)。

促使香港成為全球仲裁樞紐的另一個關鍵因素,是其創新的聲譽。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應對新冠疫情的迅速反應,就是一個例證。在疫情爆發後數週內,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即發布了有關虛擬聆訊的詳細指引,並全面改變其運作模式,以支持虛擬聆訊。憑著多方面的線上功能,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在2020年舉辦了80場虛擬聆訊。

最後,不應忘記,仲裁結果是由仲裁員來決定。仲裁員由當事方或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等仲裁機構任命。在許多情況下,仲裁庭由三名成員組成,仲裁員由當事方任命,而首席仲裁員由仲裁員、當事方或當事方選擇的機構選出。無論以哪個地方為仲裁地,仲裁員的質素對仲裁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香港擁有經驗豐富的本地和國際仲裁員,而世界各地的頂尖仲裁員,也經常在以香港為仲裁地的仲裁中擔任仲裁員。

對涉及中國內地實體和利益的仲裁有獨特優勢

不論涉及任何地方的公司和資產的爭議,這些基礎使得香港非常適合作為仲裁地,而對涉及中國內地實體和利益的仲裁,香港更具有獨特的優勢。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安排》)於2019年10月1日生效後,在仲裁裁決作出前,以香港為仲裁地的仲裁當事方,向內地有關法院申請保全措施。香港是中國內地以外唯一的仲裁地,享有這種中國內地法院的支持。因此,《安排》改變了涉及內地當事方和資產的仲裁規則。法院和仲裁庭可提供的臨時濟助,對當事方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自《安排》生效以來,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已處理了37宗向內地法院提出的保存證據和資產申請,涉及金額超過19億美元。

在執行方面,根據《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內地同意執行香港所作出的裁決。在2020年11月27日,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律政司簽署了《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補充安排》(《補充安排》),進一步加強了執行機制。根據《補充安排》,香港或內地的仲裁當事方可同時向香港和內地法院申請執行裁決。獲得裁決後,當事方亦可向內地和香港法院申請保全措施。在這種強而有力的執行機制下,過去22年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只有3宗裁決被內地法院拒絕執行(Why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be a leading arbitral centre,《Global Arbitration Review》,2020年9月9日)。

最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和香港其他仲裁機構,在涉及內地當事方的爭議方面經驗豐富。例如,僅在2017年和2018年,就有近300個內地當事方在香港國際仲裁中心進行仲裁。此外,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在2017年處理的案件中,有三分之一涉及內地當事方以及「一帶一路」沿線管轄區的當事方。此外,許多香港的仲裁員在涉及內地當事方的爭議方面,均具有豐富的經驗。

基於這些原因,在與內地有關的爭議方面,相比其他主要仲裁地,香港長期佔有最大市場份額。的確,鑑於上述優勢,與內地當事方訂立仲裁條款時,企業(或為企業提供諮詢的律師)選擇香港以外的地方作為仲裁地時,應慎重考慮。

國家安全法

《國安法》是刑事法例,不應對香港的仲裁行為有任何影響。目前,國際公司與中國國有或私營企業訂立合同時,沒有理由需要開始依賴替代地點。

首先,正如本文前面討論,香港在涉及中國內地實體和利益的仲裁中的獨特優勢保持不變。多年來建立、使香港成為全球領先仲裁地之一的仲裁基礎設施,也同樣不變。

其次,國有企業在香港仲裁相關的法院程序作為當事方時,法院對它們一視同仁。在這方面,香港上訴法院在Shandong Hongri Acron Chemical Joint Stock Company Limited v. Petrochina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Corporation Limited一案的判決可以說明這一點。在該案中,香港上訴法院對龍頭國有企業實施了裁決。同樣,在TNB Fuel Services SDN BHD v. China National Coal Group Corporation案中,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國有企業在針對其資產執行仲裁裁決的訴訟中,不能以君主豁免權作為辯護。這些判決證實,香港會對內地公司和國有企業執行仲裁裁決。

確實,沒有證據顯示香港仲裁地的地位正在下降。相反,案件數量正在上升。在2020年,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接獲318宗仲裁申請,數量是10年來最高,當中86%涉及來自45個司法管轄區的國際當事方。2020年開始的所有仲裁中,有99.4%以香港為仲裁地。爭議總金額達688億港元(約合88億美元),這是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自2011年開始公布此類資料以來的最高紀錄。

當然,在條款起草和案件備案之間相距一段時間,意味著影響仲裁地的趨勢在幾年後才會被發現。然而,證據顯示眾多協議仍然選擇香港為仲裁地,包括長期合同、商業和公司協議及文件,包括與重要私募股權業有關的協議。也有一些美國科技公司最近採取內部準則,將香港作為與中國內地公司簽訂的所有合同的仲裁地,原因是與知識產權有關的爭議在香港具有廣泛的可仲裁性,以及《安排》下的措施生效。一間大型跨國企業的一位歐洲著名內部法律顧問最近在辯論中對此亦表示贊同,他表示不知悉有任何因《國安法》而將香港「排除」在仲裁條款以外的請求。

仲裁地之間的激烈競爭

儘管《國安法》不應對香港的仲裁構成威脅,但亞洲各司法管轄區之間的競爭仍然很激烈,故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一個小組委員會最近建議改革法律,容許按條件收費協議和按損害賠償收費協議。

新加坡是個成熟的仲裁地,而其他司法管轄區亦正在積極建立其地位。基礎並非一朝一夕,需要數以年計的時間才能建立,但香港不應自滿。

香港作為仲裁地的堅實基礎,將確保香港在亞洲以至全球仍然是進行仲裁的首選地點。

合夥人,謝爾曼‧思特靈律師事務所

Nils Eliasson is a partner in Shearman & Sterling’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Group based in Hong Kong. He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HKIAC Council, the Chairman of the HKIAC Proceedings Committee, and the Chairman of the HKIAC Rules Revision Committ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