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imo Borrelli v Allen Tak Yuen Chan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陳美蘭法官
2020 年 9 月 14 日

背景資料

本案被告人於2020年6月24日發出傳票(「傳票」),申請要我迴避對原告人於2016年8月4日發出(並於2018年5月修訂)的「原訴傳票」(「原訴傳票」)的實質聆訊。「原訴傳票」首先就第一被告人違反AChan J 於2014年8月29日發出的馬雷瓦(Mareva)強制令(「命令」),和第二至第四被告人協助及教唆第一被告人違反「命令」,或就「命令」干擾司法公正,以及進一步,就第二至第四被告人違反法庭於2016年6月17日發出的命令(「進一步命令」),要求判處被告人犯藐視罪。

最初的「命令」是禁止第一被告人出售、揮霍或處理其資產,不論資產是以他自己的名義擁有的,還是單獨或共同擁有的。這是根據安大略法院於2014年8月28日發出的全球馬雷瓦强制令而發出的,該命令亦强制第一被告人披露其在全球範圍內資產的價值,性質及地點。第一被告人在安大略省訴訟中披露,他於2011年6月9日向第二被告人轉賬130萬美元,向其女兒們,即第三被告人及第四被告人各轉賬260萬美元(轉賬的三筆款項合稱為「款項」)。應原告人於2015年1月9日的申請,A Chow J 在香港批出命令,將命令擴展至第二至第四被告人在香港的銀行賬戶,而第一被告人已向該等賬戶轉賬。第二至第四被告人被進一步命令披露「他們所收到的款項是如何使用和支出的,以及該等款項(或其中任何部分)目前的去向,並提供充分的細節及證明文件」(「披露令」)。

背景資料

原告人認為第二至第四被告人並未完全遵守「披露令」,而A Chow J 於2015年11月12日發出命令(「限時履行指明事項令」),要求第二至第四被告人於2015年12月10日前遵守「披露令」。儘管第二至第四被告人已提交宗教式誓章及非宗教式誓章以宣稱遵守「限時履行指明事項令」,但原告人仍向本院申請並於2016年6月17日取得「進一步命令」,要求第二至第四被告人提交更正誓章以遵守「披露令」及「限時履行指明事項令」,並進一步提供文件證據以支持其更正誓章。

原告人在「經修訂原訴傳票」中聲稱(其中包括)第二至第四被告人故意及明知故犯地沒有按「進一步命令」的要求作出披露,並違反了該命令,以致他們應被控以藐視罪。原告人進一步聲稱,第二至第四被告人在明知該等「款項」是第一被告人的資產的情況下,仍將該等「款項」從其賬戶轉出及處置,並協助第一被告人違反「命令」。

「經修訂原訴傳票」最初定於2020年9月24日進行實質聆訊,但於2020年9月2日經同意押後。

被告人在為支持傳票而提交的非宗教式誓章中解釋說,申請「迴避」純粹是基於 「明顯的偏見」,並聲稱存在一個真正的風險,即我可能被一個瞭解所有背景事實的客觀旁觀者認為,在藐視訴訟中,對從第一被告人轉賬到第二至第四被告人的「款項」的所有權問題作出了預判。

法律原則

訴訟各方對適用於申請「迴避」的法律原則都沒有爭議:測試標準是,有關情況是否會導致一個公正及知情的觀察者得出結論,認為審裁機構有偏見的真實可能性(Deacons v White & Case Limited LiabilityPartnership (2003) 6 HKCFAR 322.

Fok PJ 在HKSAR v Md Emran Hossain(2016)19 HKCFAR 679一案的判決書第36段中再次提及有關的測試:「在香港,測試明顯偏見的標準是上訴委員會在Deacons v White & Case Limited Liability一案的裁定中所採用的[18]-[21]的合理擔心偏見測試標準,即:法院必須首先確定與法官心存偏見的說法有關的所有情況。然後,法院必須問,這些情況是否會導致一個想法公正、知情的觀察者得出結論,認為......審裁機構有偏見的可能性確實存在。」

正如Kwan JA 在Falcon Private Bank Ltd v Borry Bernard Edouard Charles Ltd [2014] 3 HKLRD 375一案中强調的那樣:「......尋求「迴避」的一方有責任闡明相關的推理,據此,公正的觀察者可給予一定程度的預先判斷,證明回避是合理的。必須闡明:引起人們擔心偏見的行為與偏離公正判決的可能性之間的邏輯關聯(Barakat v Goritas (No 2) [2012] NSWCA 36 at [9]-[12])。」

在本案中,被告人的律師提到的與審裁機構有偏見的說法有關的情況是,在本院於2016年6月17日作出的判決(以下簡稱「判決」)中,法院提出了以下意見(第9段)。「我同意受托人(即原告人)律師的意見,在現階段,第三方(即第二至第四被告人)已不能再進一步爭論該等「款項」是否屬陳某(即第一被告人),或根據 A Chow J 的命令(即「披露令」)對此提出異議,並且如「限時履行指明事項令」中所述,第三方不得不提供渣打銀行賬戶資金流動的歷史記錄。」

法律爭論

律師認為,在根據「原訴傳票」提出的藐視訴訟的聆訊中,要確定的「關鍵問題」是原告人能否在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證明以第二至第四被告人名義持有的「款項」在轉賬當日是第一被告人的款項;並注意到第二至第四被告人不能再爭論該「款項」是否屬第一被告人,本法院對藐視訴訟中構成關鍵問題的事實問題作出了預先判斷,而且確實存在偏見的可能性。還有人認為,本法院在批准啓動藐視訴訟後,有理由自行迴避。

被告人藉以聲稱其所稱的關鍵問題進行預判的情況並未得到證實。

「判決書」第9段應在適當的語境下解讀。該「判決書」是關於原告人申請强制第二至第四被告人全面遵守「披露令」及「限時履行指明事項令」。沒有人對該等命令或其內容提出上訴,從表面上看,根據法院的「查布拉」(Chabra)管轄權,該等命令將馬雷瓦強制令(根據在2014年8月作出的命令)擴大到第二至第四被告人及其銀行賬戶;該等命令的明確條款要求第二至第四被告人披露從第一被告人處收到的錢款如何使用及支出,並披露錢款目前的下落,及提供完整的細節及證明文件。因此,在法庭被要求發出「進一步命令」以强制第二至第四被告人遵守「披露令」的階段,第二至第四被告人根本無法再爭辯該筆「款項」是否屬於第一被告人,或他們是否須提供「披露令」所涵蓋的賬戶中該筆「款項」的歷史記錄。從表面上看,「披露令」的適用範圍已擴大至第二至第四被告的賬戶,儘管該等賬戶並非以第一被告人的名義開立。法官根據「查布拉」發出「披露令」時,已信納第一被告人對第二至第四被告人或其資產有實質控制權。至於第二至第四被告人戶口內的「款項」是屬於第一被告人,還是第二至第四被告人,在判決中根本沒有裁定。

即使如被告人所稱,該筆「款項」的擁有權已被裁定,以及即使我已批准原告人在原告人發出「原訴傳票」前展開針對藐視的法律程序,我也不信納公正及知情的觀察者會得出結論說我有偏見或將有偏見的可能性。

正如原告人的首席大律師指出,以及權威案例(Hossain (2016) 19 HKCFAR 679, ZN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2016] 1 HKLRD 174)所强調的,明顯偏見的測試是從一個觀察者的角度來考慮的,這個觀察者是公正的、知情的,具有Helow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2008] 1 WLR 2416一案所描述的品質。不會過度敏感或多疑,會「以平衡的方式處理她所獲得的任何資料」,不厭其煩地告知自己所有相關的事情,並明白到在作出判斷之前,「背景」構成了她必須考慮的材料的重要部分。

雖 然 觀 察 者 被 視 為 有 理智的 , 但 澳 洲 高 等 法 院 在 Johnson v Johnson (2000) 201 CLR 488 一 案 中 特 別 指 出 , 被 觀 察 的 人 是「 專 業 法 官 , 其 訓 練 、 傳 統 及 宣 誓 或 誓 章 要 求 [ 法官 ] 摒 棄 不 相 關 、 不 重 要 及 有 偏 見 的 東 西」 。F o k P J 在Hossain一案的判決書第42段中也强調了司法誓言的重要性:「在香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一樣),司法誓言規定法官有責任『維護法律及司法公正,不畏懼或偏愛,不謀私利或欺騙』,其重要性不容忽視:這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堡壘。這表達了『普通法的一般規則......即法官必須將他們所理解的法律應用於他們的個別案件的事實,而不畏懼或偏愛、不出於感情或惡意,即不存偏袒或偏見』。公正的、知情的觀察者會意識到誓言的存在,而法官一般會『努力達到誓言所規定的高標準』:見Davidson v Scottish Ministers (No 2) [2004] HRLR 34, [18]。」

法院還强調,同一法官參與涉及相同當事人及標的物的後續聆訊並不一定會引起存在偏見的表像(如Hossain案本身,以及Vanderbilt v Azumi & Others [2017] EWCA Civ 2133、Otkrit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Management Ltd v Urumov [2014] EWCA Civ 1315及JSC BTA Bank v Ablyazov(No 9)[2013] 1 WLR 1845)。正如Rix L J在 JSC 一案中指出(第65段),雖然僅僅是方便的問題並不能緩解偏見的表像,但從公正及知情的觀察者的角度來看,在「指定法官」制度的幫助下,高效地處理複雜的民事索償,不僅方便,而且公正。在香港,對於專門案件表(例如商業案件表及建築及仲裁案件表)上的案件,均指定一位法官繼續處理非正審事項及最終審訊。當然,實際偏見或存在偏見的真實可能性必須在迴避問題上作出有利於申請人的結論,但在迴避之前必須有實質的證據證明有實際或被推定的偏見。迴避的問題完全是對事實敏感的,而預判的結論很少見。

有些情況:就是法官必須在之前的聆訊中就一方當事人或重要證人的可信度形成和表達意見,而進一步參與同一案件的訴訟,這種情況並不少見。在JSC BTA Bank v Ablyazov and others (No 9)一案中,Rix L J指出,法官在就同一訴訟中的後續事項作出裁決時,需牢記自己在先前聆訊的結論和意見,這是他對所審理的訴訟進行司法評估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通過參考無關事項或偏好而預先作出判斷。Rix L J在其判決書第70段中得出這樣的結論:「(法官)正在按照其公職的要求對他所處理的事項作出判決。如果他公正及謹慎地這樣做,我看不出公正和知情的觀察者會認為有任何偏見的可能。… 法官一直在對本案的材料作出客觀的判斷,他將繼續這樣做。任何其他法官都必須在同樣的材料上這樣做,這些材料必然包括該法官自己的判斷。」

在Vanderbilt v Azumi一案中,法院在 Lord Justice Floyd 的判決書第29段中强調了同樣的觀點:「法官過去對訴訟當事人的申請或問題作出了不利的裁決,這一事實一般不能成為該法官在進一步聆訊時迴避的理由: 如果不是這樣,同一法官就不能在案件中連續作出兩項中期裁決而不會受到偏見的指控。這樣就不可能有指定的一名法官負責審理有多重中期申請的複雜案件。公正及知情的觀察者並不認為法官對以前的一項或多項申請持不利的看法,就會預先判斷或不公正地處理同一申請人今後提出的所有申請。」

簡而言之,一個公正的、知情的觀察者不會認為,僅僅因為同一法官參與了對先前事項的審理,即使該法官在該事項中就可信度或其他問題發表了意見或作出了結論,也不會認為該法官有任何偏見的真實可能性。這主要是因為不能假設法官在聆聽過某一事件後,會在隨後的聆訊中以思想封閉的方式處理案件。就正如Laws L J 在Sengupta v Holmes [2002] EWCA Civ 1 104一案中所解釋的那樣。

(Fok PJ 在Hossain一案中的判決書第43段中也有引述),法官在口頭辯論的影響下確實會改變主意,這是對抗制(adversarial system)的一個主要特點。用Laws L J的話來說(在他的判決書第36段):「在各種情況下,不僅是法官會被邀請 -- 他們也可能會自動 -- 改變主意。如果沒有特殊情況,任何人都願意改變自己對某一問題的想法,無論是根據新的信息,還是僅僅是經過進一步的思考,並改變以前宣布的立場,這是任何作好準備並能够在合理及明智的基礎上處理該問題的人所擁有的能力。這肯定是所有職業的尋常事,實際上也是所有有思想的男人及女人所經歷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Laws L J 指出,公正的、知情的觀察者必須牢記上述事項,因為這只是反映了他的公正心態。

判決

總括而言,在決定發出「進一步命令」時,從「判決」中可以清楚看到,本院並未解決原告人申請「交付審判」令的事實依據,這涉及被告人被指控的藐視罪、「款項」擁有權、被告人的明知並故意協助第一被告人違反「命令」,以及其他適合於「原訴傳票」裁定的問題。申請回避是沒有依據的。

同樣,在准許交付審判程序時,法院只是過濾明顯沒有根據或壓制性的交付審判申請(《香港民事訴訟程序2020》第52/2/1段),而沒有裁定任何問題的是非曲直,以便在針對藐視的申請進行實質性聆訊時予以裁定。沒有任何預先判斷會導致任何公正和知情的觀察者得出結論,認為確實存在偏見的可能性。

在駁回了被告人關於在案情實質上存在明顯偏見的申索之後,沒有必要處理本案中是否有任何申索因拖延而被放棄的問題。

駁回傳票,費用由被告人向原告人支付,(本院)並為大律師出具證明書。

-湯森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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