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法

案情 M是一名未成年人,於2005年出生,現年16歲。從他約3個月大開始,他被交託予一對同性伴侶L(其乃M的生母的兄長)及D1照顧。於2006年,根據一份監護人委任契據(契據),M的親生父母(D2及D3)正式將M交託予L及D1照顧和管束,並由他們二人共同分享和分擔一切與M有關的父母權利和義務。2019年,M被安排往英國一所寄宿學校就讀。 P(作為M的訴訟保護人)尋求(其中包括)…
2022年一月
「動物忠誠可靠,充滿愛心,感情真摯,行事一板一眼,而且懂得感恩。品格水平之高,人難以達到」 - Alfred. A. Montapert. 引言 離婚的過程可以是痛苦的。決定分手就得承擔分手的後果,在一段時間裡,已經難受的心情往往因為那些後果而更為惡劣;其中,在分配共同資產以及把以往生活上絲絲相連的關係割斷時,尤其可能牽涉到家庭寵物在照顧上的安排。 涉及寵物管養權的爭議現在越來越常見…
2021年十二月
案情 本案乃一項由社會福利署署長根據《領養條例》(第 290 章)提出,且與下列要求有關的申請:(i) 一項根據第 5A 條作出的可無須獲得同意而領養兒童的聲明;及 (ii) 根據第 6(1)(a) 條的規定,獲免除在第 5(5)(a) 條下須獲得推定父親的同意。 裁決—駁回署長的申請,但無損將來倘若情況發生變化所提出的申請,理由如下: 根據第 5A 條提出的申請,…
2021年十二月
案情 [《人類生殖科技條例》(第561章)第17條] 申請人是一對夫婦,育有一名女兒(C),正在就讀中學。該對夫婦由於不欲其女兒在他們離世後孤單一人,因此希望多育一名子女。然而,妻子過去接受的治療令她失去生育能力,為了讓 C 及另一名子女存在血緣關係,他們乃有意尋求代孕。他們與一個海外代孕機構取得聯繫,並就其與該代孕機構預期訂立的協議所產生的開支,尋求法庭的事先批准。他們尋求法庭批准之目的,…
2021年十一月
俗語有云「清官難審家庭事」,對現今的家事案件而言,這句說話再真實不過。 隨著國際和跨境婚姻的數目不斷增加,當涉及子女的福利時,糾紛就變得更加複雜。 再加上司法管轄區之間法律制度的差異,可以想像案件會有多複雜。 一位著名的家事法執業者曾經說過,「錢就是錢,在法律上總會有公平的解決方案」,但對涉及兒童照顧和福利的案件而言,情況往往並非如此。 這就是兩位作者有份參與的 LCG v IK […
2021年十一月
根據法律改革委員會2002年4月發表的《國際性的父母擄拐子女問題報告書》,當有人未經授權而將一名兒童帶走,如果該兒童被遷移至或扣留於跨越國際邊界的地方,即屬國際擄拐兒童。這種情況通常出現在父母雙方之間關係破裂的時候。 《海牙公約》 《海牙公約》是多邊條約,由國際私法海牙會議制定,宗旨是訂定法律程序,將被人從一個公約國不當地遷移至另一個公約國,或從一個公約國不當地帶到另一個公約國扣留的兒童,…
2021年八月
背景 此乃在本案作為呈請人的父親,就其兩名兒子L(13歲半)及B(快將11歲)移居丹麥而提出的第二次申請。 本案父親是丹麥人,職業是飛機師,而母親是澳洲人。當事雙方在瑞典認識和結婚,母親並在2007年誕下大兒子L。2008年6月,父親在香港覓得飛機師工作,舉家於是移居香港,小兒子在香港出生。 2012年3月,母親提出離婚呈請。此離婚具爭訟性,當中涉及多項申請,包括禁止移居、禁止騷擾,…
2021年七月
背景 作為本案呈請人的父親,就法庭在2020年11月10日所作的,批准作為本案答辯人的母親在香港與新加坡之間的旅遊禁令解除後,與其五歲女兒(A)遷居新加坡的判決提出上訴(“遷移命令”)。 該遷移命令被擱置以等待上訴。此外,香港與新加坡之間的 “旅遊氣泡”原定於2021年5月26日開始實施,但於2021年5月17日(上訴前一日)再度延緩執行。因此,遷移命令的條款(例如:…
2021年七月
家事法—子女—移居—針對將子女移居司法管轄權區以外地區的命令提出上訴—法官採用Payne v Payne案的處理方法是正確的—情況自移居令發出後大為改變是把命令作廢的依據—修改過的申請被發還法官考慮 M是哥倫比亞國民,也是美國綠咭持有人和居民,F是美國公民;二人2005年在紐約結婚。2008/2009年,他們遷居香港並終於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兩夫婦的兩個女兒(「C1-2」)…
2021年七月
家事法—離婚—附屬濟助—訴訟資金—針對要求支付每月資金但沒有設定時限並且追溯每月付款的命令提出上訴—訟費額在證據方面的要求—訴訟資金的形式和期限—上訴部份得直 在一場附屬濟助訴訟中,家事法庭法官裁定丈夫須支付妻子訴訟的資金及追溯的金額;丈夫獲批上訴許可(見[2019] 5 HKLRD 694)。他的上訴理由是原審法官犯了兩次錯:(a)命令支付訴訟資金每月$50,000,不設定範圍或限制(…
2021年七月
離婚 — 附屬濟助 — 作出徹底和坦率披露的責任 — 呈請人有否違反責任 — 法官是否錯誤地作出對呈請人不利的推論 在附屬濟助法律程序中,法官憑藉四張關於兩幢位於深圳的物業(下稱「涉案物業」)的装修工程的送貨單,接納涉案女方(下稱W)指涉案男方(下稱H)是涉案物業的實益擁有人的證據。法官拒納H指其中三張送貨單由W偽造的證據,並裁定H未有作出徹底和坦率披露以及曾經隱瞞他在涉案物業(…
2021年七月
家事法 —子女 —探視權 —批予探視權的臨時命令 —除非原審法官所作出的決定明顯犯錯,否則就其行使酌情決定權提出上訴並不恰當 F獲法庭頒發臨時探視令,但拒絕讓其於不受監督的情況下探視子女。F提出上訴許可申請,辯稱法官錯誤地過度偏重先前的監督人員對有關情況所表達的關注,而沒有接受專家就於不受監督的情況下探視子女所提出的建議。 裁定-駁回有關申請,理由是:…
2021年七月
民事訴訟程序 — 擱置 — 向配偶追討欠債的訴訟 — 擱置案件以待附屬濟助的裁決,在原則上是錯誤的 — 家事法 — 離婚 — 附屬濟助 — 家事法庭無權命令一方向另一方履行合約、侵權或附屬濟助以外的信託責任 — 《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第192章)第3、4、5、6、6A條 原告人申請離婚並向她丈夫,即被告人,要求附屬濟助。原告人亦以被告人簽立的借據為憑,提起本案,向被告人追討她所指的$1,…
2021年七月
父子關係 – 根據第6(1) 條要求法庭宣告答辯人是申請人的生父 – 答辯人缺席並且沒有科學證據 – 爭論申請人的入境身分 – 要求的舉證程度及方法 –「明顯地有違公共政策」是否適用於作為拒絕宣告的理由 M是印尼籍香港家庭傭工,她2007年開始與巴基斯坦籍的F同居,F在2007年11月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M聲稱與F的是單一性伴侶關係;她2008年9月發現自己懷孕,於是告訴F;…
2021年七月
根據《未成年人監護條例》進行的法律程序 — 祖母根據第8D(2)(b)條申請成為監護人 — 法庭不具有司法管轄權對申請作出裁決,因為涉案小童並非「沒有父母、監護人及其他對其擁有父母的權利的人 M與F從未結婚。他們於2007年誕下一名女兒(下稱C),而F不久後「一去不返」。M於2010年成功替C及其外祖母(下稱X)申請公屋,並於數個月後離開他們,從此X便一直照顧著C。M與F二人都不知所終。…
2021年七月
根據《未成年人監護條例》進行的法律程序 — 子女不是慣常住在香港或不是身在香港,家事法庭有沒有司法管轄權 — 對兒童的固有司法管轄權,1997年之前以國籍為基礎,1997年之後是否以永久性居留地為基礎 M和F是G的父母,二人從來沒有結婚。M是中國內地居民,F是香港永久性居民。G是在香港出生的香港永久性居民。G出生後不久,M和G搬到內地居住。M和G現時住在廣州,之前住過思明區、廈門、福建。…
2021年七月
離婚 — 婚姻資產分配 一對居於香港的夫婦結束他們17年的婚姻。分開後,妻子返回瑞典與兩人唯一的兒子居住,並於兩年後提出離婚呈請。除了芬蘭籍丈夫的公司(下稱「該公司」)及該公司的銀行賬戶,兩人在香港並沒有其他資產。 法庭早前裁定,丈夫過往一直是並將繼續是該公司的實益擁有人,並且丈夫擁有的該公司股權的現時價值構成雙方之間可作分配的資產一部分。 在審訊時,雙方均不居於香港,…
2021年七月
婚姻資產的分配—全權家族信託—信託的全部價值是否應被視為可供分發的婚姻資產 夫婦於1968年結婚,現雙方均年屆70多歲。丈夫於2009年2月以分居兩年為理由提出離婚呈請。法庭於2009年5月發出暫准判令,並於2010年9月將該判令轉為絕對判令。丈夫擁有一家發展得非常成功的公司(下稱「公司」),並於1995年在離岸澤西島成立了一個全權家族信託,把公司84.63%的股份交由該信託託管,…
2021年七月
偏離「平均分割」原則—訴訟不當行為與婚姻不當行為之間的區別 夫妻結婚30年,妻子於2005年申請離婚,法庭在2009年頒發暫准離婚令。在2011年的附屬濟助聆訊上,下級法院的法官偏離平均分割總資產的原則:(a)給予妻子額外10%作為因丈夫沒有完全及衷誠披露資產及多番刻意拖延而令妻子超過六年得不到經濟濟助;及(b)給予妻子額外10%作為她往後的醫療開支。妻子獲判可得總資產(約2,000萬港元)…
2021年七月
經考慮現實情況,共同管養並不可行 一名兒童(下稱「該兒童」)於2008年11月出生,其父母為同居男女。該兒童的母親(下稱「母親」)於大約6個月後帶同該兒童遷出,並與她父母同住。該兒童的父親(下稱「父親」)向法庭申請取得該兒童的管養、照顧和管束的權利,並在候審的兩年期間,持續批評母親的性格、她的家人和她對該兒童的照顧。下級法院根據社會福利調查報告及臨床心理學家報告,…
2021年七月